【日晷之南】活著是為了相聲——《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上個月，我看見NHK為自製的連續劇《昭和元祿落語心中》（按照意譯為《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陸續打出廣告，便直覺這部講述噺家（相聲演員）的故事，極富趣味性很值得觀賞，我心想，說不定其中還隱藏著已被淡忘的史實。我向來偏愛疑質歷史的真實性，習慣將任何題裁的文本，看成是進入歷史語境的路徑，舉凡日本宗教史、日本美術史、日本畫（在台灣，稱之膠彩畫）、日本電影戲劇，哪怕是次文化的漫畫作品，同樣具有對等的文化位置。

只不過，我後來因忙碌其他事情，一探究竟《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的激情，暫時平息了下來。昨日晚間，我上網查找資料之際，無意間有了新的發現，我竟然成功連結到了一個播放日韓連續劇的網站。該網站有這部連續劇（共10集）。是夜，我立刻觀賞了第1-3集。這部連續劇的情節，果然精彩好看，尤其是，劇中出現隱微或顯白的歷史事實，我總要倒轉或停格下來，弄懂細節才肯罷休。實際上，我原本想往下看個過癮的，但是時間已晚了，又自我告誡不可熬夜，若再補寫筆記的話，鐵打的身體恐怕也撐不住。確切地說，我在這方面消息是不夠靈通的，不諳追劇的巧門，否則現在就不需贅述這段後見之明了。

所以對我而言，每日觀賞一集，應當是最為合宜的。而以這樣的進度，說不定更能理解日本相聲表演的內在肌理，從這變形的文本中挖掘出可視見的歷史碎片。不過與此同時，我仍然有著個人的主觀期待：以大眾娛樂為導向的電視連續劇，在收視率掛帥的時代裡，除了突顯戲劇的趣味性之外，如何向生活在承平時代的觀眾，展現出多大程度的真實歷史，要運用多少個鏡頭畫面，把不斷面對破壞與變革詰問的相聲表演藝術，亦即將逐漸沒落的、從黑白到彩色的大眾聲音找回來？這的確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不過，為了避免斷章取義，我在撰文之前，還是花了三天看完這部連續劇，我至少多了些理據的底氣。

根據資料顯示，這部連續劇改編自漫畫家雲田晴子的漫畫作品。《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系列作品，首先刊登在2010年講談社的創刊號《ITAN》漫畫雜誌上，連載至2016年的第32期，歷時六年之久。2014年曾改編成電視動漫播出，獲得原出版社講談社「第38屆一般部門漫畫獎」，以及「第21屆手塚治蟲文化獎新生獎」。這兩個獎項對於年輕漫畫家來說，無疑是很重要的肯定，加上連續劇的成功效應，使得該漫畫作品自出版以後，2018年迄今，銷售量已達200萬部，堪稱名符其實的百萬暢銷書。不僅如此，它還帶動著後續效應，許多日本年輕人因為《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漫畫作品和連續劇的影響，開始關注日本的落語（相聲），給原本欲振乏力的相聲界注入了生機。

然而，我更想描述的是，臺灣與日本這兩個國家在自由言論發展史的相似性。日本進入戰爭期間，作為娛樂大眾的相聲表演，在寄席（說書曲藝場）上，並不是表示相聲演員可以暢所欲言，能夠按照自由的意志說書。相反的，有時候相聲師傅迎合時事說點笑料，還可能是一種危險。因為在以戰爭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國家總動員令的體制下，日本的相聲表演同樣被納入官方的言論管控，遑論要掙脫扼住他們喉舌的鐵手。在臺灣，亦經歷過這樣的威權統治風暴。因國共內戰失敗退守臺灣的中國國民黨，自1948年5月10日公布實施《動員勘亂臨時條款》以來，及其白色恐怖時期，臺灣島內所有言論和藝術表演開始受到嚴厲的壓制，那是一個徹底將文字思想和自由的聲音打成了喑啞的年代。

進一步地說，回到相聲政治無意識的場景裡，多半能找到恐懼的回聲。

在《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第2集中，有一幕詭譎的奇觀。一名老相聲師傅彥兵衛，在台上打趣地說：「……他只是相聲表演，平時只拿些扇子或手巾之類的東西，要是拿著槍枝呀，砰砰砰胡亂掃射的話，大家肯定會嚇得四處奔逃的。而且，最近這個戰爭情勢啊……」他話音剛落，引來台下的觀眾哈哈大笑，他正要往下講的時候，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臨監席」（警察），猛然站了起來，拍桌喝斥必須停止演出。說書場老闆見狀立刻迎了上來，極力安撫這位暴怒如雷的思想警察，保證今後會好好教訓這名相聲演員。在戰爭時期，對相聲完全外行的警察，就坐在說書場的後方，只要他認為相聲內容不利於時局形勢，或者有點情色的笑話，他就會氣急敗壞似地喊停。在相聲界看來，這個時期正是政風警察最囂張跋扈的年代，他們在貫徹和執行國家機器的任務，其恐怖的身影就在說書場內恣意的遊蕩。

因此，說書場的相聲師傅經常私下裡報怨，自從國家動員令（1938年5月5日）實施之後，有些相聲段子都得遵循官方的規定，由不得違抗和挑戰，理由是，相聲表演會影響打仗的士氣！在此政策主導下，那些頗受大眾好評的相聲段子《拂曉時分的烏鴉》、《五個人的故事》、《品川殉情記》等等，就此不能登台表演了。

對此，相聲界之中仍有不平之鳴，官方這種作為如同要扼殺和毀滅相聲表演，但這種憤怒最後被其高層勸阻下來，明哲保身的原理再次占了上風。相聲界的大老認為，在非常時期，相聲表演應該順從當局潮流，不宜表演飲食男女或豔情的內容，要講些鼓舞戰爭士氣之類的新段子。再者若有相聲演員碰觸到軍部的政治紅線，最終只會給曲藝場招來更嚴厲的監視而已。換言之，隨著戰爭形勢的嚴峻，限制相聲的緊張氣氛隨之升高起來。

到了1941年10月，日本政府以不道德、不審慎為由，禁止經典相聲演出，而這時相聲界更切身體悟到危險來到眼前了，以自我約束（如臺灣人在戒嚴時期警備總部體制下的自我審查）的形式，在淺草本法寺立了「相聲塚」，於是，高達53種經典相聲劇目就這樣被埋葬了。不無諷刺的是，相聲塚的揭幕儀式還上了報紙版面，這場原本以沉默哀悼相聲失語的無奈，經由新聞媒體的巧妙粉飾下，卻變成了名正言順的「愛國主義者」行止。在那以後，有的相聲師傅走下相聲舞台，轉向千里之外的死神遍在的異國戰場上，用他們的橋段笑料，來拯救日本士兵的死亡恐懼。儘管這種極權主義佔據了支配地位，有年輕的相聲演員卻力排眾議，他認為生活在苦悶壓抑的時代裡，就更需要相聲的滋潤。為了鍾愛的相聲表演，他們寧死不折，才不想為國家（軍國主義）熱血捐軀，他根本不相信這種政治口號。他們有堅定的信念，縱然現在觀眾銳減不少，等戰爭結束以後，大家能夠吃飽喝足的時候，他們還會回到說書場，觀看他們的相聲表演。

在那之後不久，日本攻擊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點燃了戰火。1945年4月，東京開始遭到美軍的轟炸, 相聲界亦愈發冷清了，有些相聲學徒不得不帶著家眷疏散到鄉下躲避戰火。正如前述，那時東京遭受空襲處境相當危險，所有相聲表演幾近停擺狀態。在這情勢之下，劇中主角菊比古的相聲師父八雲只能順應時局所需，前往了中國滿洲為皇軍們做相聲演出。由於在滿洲的戰況極為慘烈，不止相聲演員，見識過這場面而活著回來的人，永遠無法忘卻這漫長無垠的地獄之行。然而，苦難的歷史經驗似乎也有暫停的時候。日本戰敗之後，相聲師傅八雲和徒弟初太郎奇蹟似地從滿洲回來了。避居鄉下的菊比古得知消息後，喜不自勝地立在木橋上吶喊道：「今後不會再有空襲，他們可以重返東京過正常的生活，正常練習和表演相聲了。」果然，因戰爭時期而停擺的說書場（寄席）又得以重新開始，及時為相聲界吹來了一股希望的春風。

顯然易見的是，不論是漫畫原作或者這部連續劇的情節故事，都在呈顯相聲演員的藝術信念，他們對於相聲演出的執著，如同信奉宗教般的堅定，雖然其表現手法是溫和委婉的。直言之，任憑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槍砲再怎麼威猛無比，終究是不能把屬於歡樂大眾的相聲表演掃滅掉的。當然，這不能就此說是相聲完全勝出。毋寧說，他們面臨諸多的挫折，面臨如經典相聲劇目《死神》那樣，死神不時向沮喪的失敗者索命的同時，他們也在這困頓之中創造了自身的舞台。正如在第四集中菊比古的內心表白：「如果有相聲作伴，我願意墮入地獄；和相聲一起殉情，才是我真正的願望！」

當我們回到更寬廣的歷史情境來看待《昭和元祿相聲殉情記》之時，也許又能看見別樣的人性風景，一種既在文本之中解讀，又超越文本之外的視野。畢竟，對讀者和觀眾來說，獲得這種歷史視角的確是令人驚喜的。我們似乎可以這樣釋義：每當時代苦悶閉塞之際，歷史老人總會本著慈悲的情懷，最後向他們施予彩色的笑聲，而博君一笑，也算是拯救蒼生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