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榕與我的80年代

那天見了鄭竹梅，不改我貧嘴的本性，直叫她「竹梅姐姐」。

她很不好意思，直搖頭說，你看起來比我還老，不要這樣叫我。
 
事實上，她跟我姊真的同年，叫姊姊不冤枉。
 
鄭竹梅與我姊，都只大了我一歲，1980年出生。
 
所有在時代雜誌社，現在叫做鄭南榕基金會裡，被封存起來的那一些東西，對我而言，都不是想像，而是真實在我生長的80年代臺灣裡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那些從相館送回來的底片膠卷，那些藤椅，那些以傻瓜相機的閃光所照出來，不很自然的彩色照片，都是真的。那些在照片中，嬰兒肥沃的手臂，搔首弄姿，擺出各種芭蕾舞姿勢的五歲小女孩，都可以是我姊姊。對我來說，我是親身見到過的。
 
所以鄭南榕，在所有這些白色恐怖的歷史中的人物裡，是一個活生生的80年代人物，而那個80年代，我已經存在了。
 
在同一個時刻，我在某一個角落，蹲在地上玩玩具，我的姊姊，在旁邊的角落，在想像自己是隻白天鵝地擺弄著從母親房間裡偷拿出來的絲巾。而在另一個角落，鄭竹梅，非常有可能，在跟我姊做著同一件事。
 
而她的父親，鄭南榕，也就如同我的父親，在1950年代是兒童，在1960年代是中學生，在1970年代，唸了大學，出了社會，跟隨著臺灣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腳步，一步步打拼。
 
他們穿著一樣的衣服，如同大部份貧苦的臺灣青年人一般，保守，謹慎，領口總是記得扣上第一個釦子。或是那些高領的T恤，搭配著格子的西裝外套。他們戴著一樣的眼鏡，如同那個年代的流行一樣，倒橢圓形的大眼鏡。
 
這根本不能說離我們有多遠，因為那就是我們，以及，成年在苦悶70年代的臺灣的我們的父母。
 
那些抽不完的菸，在那個肺癌還沒有被認知為與吸菸有相關的年代，不論是讀書人還是勞動者，不論是學生還是醫生，每個男人，都人手一根菸。
 
那些街頭抗爭的照片，現在常常被放大高掛在某些基金會或展覽的牆上，黑色與白色高度對比的照片，帶著更多感情，並且，有著強烈的藝術感。甚至偶爾我有一種，黑白照片就比較有悲壯的歷史氣息的錯覺。
 
我錯了，那些照片有很多，其實都是彩色的，也許有許多理由讓它們被用黑白照片所沖洗出來，但是，他們都是彩色的。當我看到那些彩色相片，上面寫的1986，1988那些年份就顯得不那麼遙遠，因為那時候的我姊也已經6歲，或8歲，竹梅也是。而我也已經是長了記性的年紀，小了一歲的記性。
 
那時候鄭南榕的臺北市，與我的臺北市，並無二致。中華商場還在，電視上也一樣在播放天龍特攻隊，也許在某些日子，跟著母親在臺北四處奔波教琴的我，也曾在路上與帶著竹梅出門的葉菊蘭擦身而過過，或是趕著要去哪裡拜訪人的鄭南榕擦身而過。
 
鄭竹梅與我的女性同學一樣，用各種奇怪的圖案畫在信紙與卡片上，在耶誕節時寫給同學，在母親節時給媽媽，在父親節時給爸爸。我們用一樣的流行語，我們用一樣牌子的簽字筆，我們一樣會唱小虎隊的歌。
 
那是那個屬於我，屬於我姊，屬於我父母親，也屬於鄭竹梅，與她的父母親的，80年代臺灣。
 
所以，這一切非常近，近到讓人心痛。
 
時代雜誌上的所有文字，就如同我父親所有在公司裡要上呈的報告一樣，不是在電腦鍵盤上打的，而是用原子筆一筆一劃寫出來的，最終稿，還要再用一次工整的字跡，去「謄稿」。
 
然而，同樣在臺灣的我們的父母，在努力打拼，為了我們這些孩子們的將來，在賺多一點點的加班費，在跑多一點的業務，只為了讓我們可以去補習，可以買一盒36色的彩色筆的時候，鄭竹梅的父親，也在為他的孩子的將來所打拼。
 
只不過，他的孩子的將來，被他當做是一整個國家的孩子的將來在打拼。
 

 
於是在大部份的人都在飯局裡痛罵國民黨的時候，鄭竹梅的父親在公開的場合，以演說，以印刷的文字，在痛罵國民黨。
 
當大部份的人也認知，也同意，臺灣應該民主，臺灣需要民主，哪怕臺灣仍必須被叫做中華民國；當大部份的人也認知，也同意，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唯一的家；當大部份的人也認知，也同意，言論自由確實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公民權力時，沒有人讓國民黨知道，我們不只是口頭說說而已。
 
而鄭南榕，決定告訴國民黨，與全世界，臺灣獨立與言論自由，是值得為它而死的高貴價值。
 
小國小民，是我們要拋棄虛幻的東亞巨國夢，回歸現實的西太平洋小島，認真腳踏實地。
好國好民，是我們要如何在這片小島，透過不斷努力，建立起更美更好的社會與人們。
 
鄭南榕是我們，我們是鄭南榕，但是當鄭南榕點起那股烈火時，他不只是我們，他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更好，更勇敢，更理想，更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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