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緊急狀態 ：十個衝突之地，印巴地區、阿拉伯世界、歐洲邊境的生活日常

書名：緊急狀態：十個衝突之地，印巴地區、阿拉伯世界、歐洲邊境的生活日常（Ausnahmezustand - Reisen in eine beunruhigte Welt）
原文作者：納維德・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
譯者：王榮輝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7/03/04

我們同樣熱愛生命
巴勒斯坦，二○○五年四月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與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便衝突不斷，就領地及信仰雙方各有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過聯合國大會依八一號決議，即聯合國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建立兩個臨時國家，分別擁有百分之五十五與四十五的土地，此舉造成原先擁有大部分土地的阿拉伯人不滿，引爆第一次中東戰爭，近百萬阿拉伯人逃離家園，後來被稱為巴勒斯坦難民。

一九四九年聯合國發表雙方停火協議，就領地重新分配並劃定稱為「綠線」的暫時邊界，但此後雙方衝突並未弭平，難民問題、領地問題、信仰問題仍使該區成為半世紀以來動盪不安的區域，並引發後續多次暴動，國際社會聚焦在巴勒斯坦人點燃的恐怖行動，並持續展開壓制的軍事行動，造成該地區依舊動盪不安。

以巴衝突至今仍是懸而未決的難題。

我們同樣熱愛生命，在那些我們能力所及之處，
我們在兩位烈士之間舞蹈，
在烈士之間樹立起一座尖塔擺放紫羅蘭或是一棵棕櫚樹。
我們熱愛生命，在那些我們能力所及之處，
我們從蠶寶寶那裡偷得一根絲線，
編織的一片天空，網住了暴動。
我們打開花園的門，好讓作為好日子的茉莉花
走到街上。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註1）

找尋巴勒斯坦

「我要飛往巴勒斯坦！」臨行前，我寄了封郵件給一位朋友。「那是在什麼地方？」友人問我，嘲諷與同情交雜。巴勒斯坦在哪？我整整縱橫交錯地穿越了那些占領區五天，卻始終沒有發現。三年前，在和平談判破裂並爆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註2）之後，巴勒斯坦人至少還有個共同的夢想。他們當時十分憤怒，許多人找到了使用暴力的理由，甚至將暴力施加於平民百姓身上，然而，他們所有人眼前還是有個目標：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知道，這個國家或許將侷限在一九六七年的疆界裡。沒有人談論海法（Haifa）、雅法（Jaffa）、阿卡（Acre）。眾人所關心的只有納布盧斯（Nablus）、傑利科（Jericho）、東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當時雖然瀰漫著懷疑，但至少也還有熱情與痛苦。可是，這一回我卻只見到了冷漠。抱持著對媒體完全質疑的態度，我滿懷希望地來到這裡，希望見到和平進程確實又重新動了起來。以色列總理艾里爾．夏隆（Ariel Scharon）宣布要撤離加薩走廊（Gaza），小布希承諾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巴勒斯坦人選出了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擔任總統，以色列甚至將他視為一個和平的人物。激進分子已經很久沒有再進行任何恐怖攻擊。以色列軍方也取消了某些限制作為回應。在西方所有的頻道上全是這麼說。然而，到了當地，在度過第一個下午、通過第一個檢查哨、讀過第一分報紙、做過第一波對話之後，立刻就發現所有的好消息全是媒體所吹出的一個大泡泡；無論這個泡泡是由誰出於什麼動機所吹出來的。

無望

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沒有任何能夠讓人抱持希望的改變；以色列軍隊的刁難依舊，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的意願依舊，自治政府的貪腐依舊，甚至就連夏隆永久併吞東耶路撒冷及百分之八十墾殖者所居住的約旦河西岸大型屯墾區的意向也依舊。巴勒斯坦人（根據人口成長預測，很快就會成為「以色列家園」裡的多數，從而將威脅到以色列這個自我定位為「猶太與民主」的國家的存在）大多被驅趕到四塊相互分離因而也容易管理的「飛地」（註3），其中一塊在加薩走廊，其餘三塊則在約旦河西岸。藉由撤離加薩走廊，以色列的總理不僅可以讓自己顯得像個公平的人，還能減緩來自國際的壓力。從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有增無減的建設，其實不難看出他真正的目的。他的顧問朵夫．懷斯格拉斯（Dov Weißglas），甚至曾於二○○四年十月六日在《國土報》（Haaretz）上表示：「撤離的真正意義在於凍結和平進程。如果成功了，將不會有巴勒斯坦國，不會有關於難民、邊界、耶路撒冷的狀態等對話。」從加薩走廊撤離，朵夫接著說道，是「阻止與巴勒斯坦人進行政治對話所需要的一劑福馬林。」

時至今日，在從約旦河西岸南部的希伯崙前往北部的納布盧斯的旅途中，幾乎早已沒有哪個路段，舉目所及不會在山丘上見到猶太人的屯墾區。而這將來會變成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左派之所以支持夏隆撤離加薩走廊的政策，並不是因為他們沒看清他真正的目的，而是因為他們希望，那些屯墾區的放棄能夠釋放出和平的動力，進而同樣也從約旦河西岸撤離。夏隆或許會是想做壞事反倒成就善事的魔鬼。遺憾的是，在巴勒斯坦人看來，這似乎就像《浮士德》第二部那樣現實。

自從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於二○○五年二月落幕後，巴勒斯坦的抵抗組織幾乎完全放棄了攻擊，這顯然不是出於理智，而是他們的社會近乎筋疲力竭。在一整週裡，我幾乎沒有遇到哪個巴勒斯坦人家裡沒有不得不悼念的受害者；這些死者當中，沒有一個是自己把自己炸死。另一方面，從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起，他們的生活便持續惡化。巴勒斯坦人曾經窮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奮起，如今他們卻更為悲慘地倒下。哈馬斯（註4）與吉哈德（Jihad，聖戰）刻意醞蓄自己的力量，在這段期間專注於日復一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不久之前，巴勒斯坦人還曾被視為在阿拉伯人之中最國際化且最民主的社會，有著最高比例的女性領導階層。如今，他們之中卻瀰漫著宗教的教條主義；即使是在伊朗，我都不曾感受過如此嚴重的程度。中產階級若非變窮、就是出走。尤其是對這個社會一直有著深刻影響的基督徒，完全心灰意冷。世俗的巴勒斯坦退回到兩、三個島上，退回到拉姆安拉（Ramallah）、伯利恆（Bethlehem）、東耶路撒冷。在希伯崙與納布盧斯，哈馬斯在街上已是隨處可見。至於巨型監獄加薩走廊，或許是地表上最淒涼的一個地方，早已被伊斯蘭主義者所占領。咖啡館、不戴頭巾的女性、酒，全都被禁止，即使不藉由法律，也會藉由日益趨於虔信的公眾所施予的壓力。

誰又能責怪巴勒斯坦人投向伊斯蘭主義者的懷抱，畢竟，哈馬斯利用他們的慈善網絡與宗教的兄弟情誼，至少提供了他們自治政府所無法負擔的基本照顧。長久以來，以色列政府始終抱怨在巴勒斯坦這邊找不到和平伙伴，不可否認，這樣的事情即將實現。或許，在以一個所謂和平條約所建立的關係根據以色列右派的定義（一個大以色列加上數個巴勒斯坦的受保護國）鞏固前，約旦河西岸也必須先沒落到與加薩走廊同樣的地步。屆時人們是否稱它們為國家，完全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們被關在牆裡。艾里爾．夏隆讓以色列認為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是必須關起來的野獸。他將巴勒斯坦人全部當成極端分子對待。如今，巴勒斯坦社會則日益符合以色列右派長年所描繪出的形象。它的人臉越來越模糊，從而四、五年前似乎還垂手可得的和解，其基礎也隨之消除。時至今日，已經很難去談論在加薩走廊將來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和解。人們根本再也不許去討論這樣的主題。烙印在每位交談者心裡的受害故事，扼殺了所有的討論，與所有喚起體諒另一方同為受害者的試圖。我想不起，自己何曾如此心情沉重地從某個國家離去。那是個國家嗎？巴勒斯坦不是。

相較於今日的情況，「以色列家園」或許其實是個還不錯的選擇；雖然這樣的想法有點諷刺，不過，在這趟旅途中，它卻經常浮現在我腦海裡。如果計畫是一個猶太人的中央集權國家，以色列人至少應該盡快實現它，好讓這些恐怖有個結束，好讓巴勒斯坦人能習慣自己的命運，如同那些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已經做過的那樣。如果服從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舒適，人們總是可以適應服從。以色列人至少像臣民般對待它們自己的阿拉伯人。有專門給他們的法律、法庭和工作機會。當然，他們的權利並不平等，以色列的民主只專屬於猶太人；然而話說回來，埃及、敘利亞或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人民，難道就享有更多的權利？況且，以色列的公共行政運作得遠比阿拉伯國家（無論它們是像埃及那樣獨裁的、像蘇丹那樣伊斯蘭主義的或是像黎巴嫩那樣民主的）來得好。

雖然大多數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盼望一個自由的巴勒斯坦，不過，即使有朝一日締結和約，他們無疑地還是會繼續留在以色列，這點完全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就連在約旦河西岸，那裡的人當他們仍在以色列治下時，生活還比較好。那時候還有配叫「學校」的學校，有養護良好的街道，幾乎沒有貪腐的情形，而且，他們也可以自由地活動。以色列人以老式的殖民主義者姿態出現，他們想要將文明帶給土生土長的野人。自從巴勒斯坦人接手了約旦河西岸各城市的行政，整個行政工作近乎停擺。當然，起先的問題出在於占領。如果一個國家的代表（更不用說平民百姓）無法自由地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要如何運作呢？然而，占領的問題卻也掩蓋了自治政府連同它的許多權利中心，幾乎沒能力接近以色列政府為自己的公民（包括阿拉伯的公民）所做的那樣，讓人民過上好的日子。

立於同情心面前的牆

眼下，讓以色列政府頭大的，並非巴勒斯坦人；感謝美國人的撐腰，它至少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讓以色列政府頭大的，其實是以色列社會。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都對約旦河西岸與屯墾區興趣缺缺，大多數的以色列人只想平平靜靜地過生活。當前的政府將「平靜」作為第一要務送給了他們，因此頗受人民歡迎；完全不是因為它擁護大以色列的理念。然而，若是右派認真推動兼併約旦河西岸，相較於應付至今已經完全垮掉的巴勒斯坦人，這個政府將會更難應付自己的社會。

艾里爾．夏隆所採取的政策，讓他宛如霍布斯（註5）式的上帝，先讓人民陷於病態（亦即狂暴），接著再誇耀自己多麼有治癒能力（弭平暴力），這點恐怕沒有多少人察覺。反正，只有極少數的以色列人還想對巴勒斯坦人有所了解。我們願意與他們和平共處，可是他們卻不領情，這下好了，他們也得嘗嘗苦果，讓他們離我們遠點，這些野人；這是我最近經常聽到的一些故事的濃縮版。那些以色列人用來把巴勒斯坦人關起來的牆（而且，藉由它們所經過的路線，已將他們國家的一部分給兼併），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可是如假包換的生活現實；一個穿過他們道路、田野、村莊的巨型混凝土隔板。對於幾乎從未親眼看過這些牆的以色列人而言（在「以色列」這邊，還額外填了土，並且種上一些樹，好讓牆看起來沒有那麼高），這些牆暫時實現了一個象徵性的目標，那就是：它們將巴勒斯坦人排除在以色列人自己的現實生活之外。

我曾兩度於晚間走在以色列的路上，一次是在西耶路撒冷（West Jerusalem），一次是在特拉維夫（Tel Aviv）。在咖啡館與酒吧裡，很快就有人找我攀談。「你是打哪來的？」「說說看嘛，挺有趣的，告訴我。」「你來以色列要做什麼？」「喔，你之前根本不在以色列？」「你今天去了加薩走廊？」「昨天呢？」「拉姆安拉？」轉移話題。在那些人們至今依然不辭辛勞地追求著和平的圈子以外，我所認識到的每個以色列人，沒有一個人問起加薩走廊那裡的情況如何，拉姆安拉、納布盧斯那裡的情況又如何，沒有人想知道幾個小時之前我在那裡看到了些什麼。有何必要？事實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切。寧可築起高牆，談論歐洲足球冠軍聯賽。「再來杯啤酒？」

或許俄國人對待車臣人比以色列人對待巴勒斯坦人更為粗暴。或許還有比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更糟糕的占領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以色列人一再以「別的國家的罪行比我們還大，為何總是只有我們被罵」來為自己辯護。然而，讓人在以色列陷於完全像是霧裡看花的原因會是什麼呢？絕對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回歸。這麼說，只是很粗淺的觀察或很拙劣的群眾心理詮釋，只是那些懶得思考和反猶太的人套用納粹德國所做的不倫不類的比較。這樣的比較不僅不恰當，而且基本上更是錯的。以色列，就它本身過去長期而言，其實是個國際化的、文明的、慈善的國家。它是個民主國家。正因如此，「這與占領要如何才說得通？」這個問題，無可避免地，也比在專制政權的情況裡更令人感到頭痛。為何他們不把巴勒斯坦人當人看呢？雖然我這麼寫可能會有點籠統，不過，光是在這五天當中，或是在我前次的旅行裡，我隨隨便便就可以舉出數十個例子來說明，巴勒斯坦人每天是如何受辱。他們的尊嚴受到傷害，被當成罪犯來對待，被關在一個又一個的籠子裡，在上了膛的突擊步槍前被驅趕。這幾乎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經驗。無論何時，如果他們想要從A地到B地，就必須從上了膛、瞄準著他們的突擊步槍前經過。在加薩走廊前的檢查哨（和從前在德國境內的邊境關卡一樣巨大，不同的只是巴勒斯坦人並非坐在車子裡，而是像豬一樣被趕去快跑地通過閘門），有位以色列士兵問我：「你到底要去哪裡幹嘛？你是不是獸醫？」

備註：

註1：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 1941-2008）：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阿拉伯文學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大多講述巴勒斯坦人民為了立國而與以色列對抗的情況。

註2：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從二○○○年九月開始爆發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許多巴勒斯坦人將它看作是反抗外族占領的解放戰爭，而以色列則認為它是一個恐怖運動。

註3：是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劃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根據地區與國家之間的相對關係，飛地又可以分為「外飛地」（Exclave）與「內飛地」（Enclave）兩種概念。

註4：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教遜尼派組織，是集宗教性、政治性為一體的組織，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主要活動區域是巴勒斯坦地區（加薩走廊）和卡達等中東其他地區。呼籲巴勒斯坦政府必須承諾放棄武力，承認以色列，並接受以前所達成的有關協議，包括中東和平「路線圖」計畫。

註5：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國政治哲學家，創立機械唯物主義的完整體系，認為宇宙是所有機械地運動著的廣延物體的總和。他提出「自然狀態」和國家起源說，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而訂立契約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機器人，當君主可以履行該契約所約定的保證人民安全的職責時，人民應該對君主完全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