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文字記者
自北區反課綱聯盟發言人林冠華於7月30日凌晨燒炭自殺至今,課綱爭議與政治衝突局勢越趨激烈:然而,對比於在上位者的冷血無情,林冠華的慷慨就義,不僅讓反黑箱課綱運動備受世界他國有所關注,更讓不顧吃相的台灣統派逐一浮上檯面,同時也讓台灣學界逐漸重視運動的訴求與行動。儘管如此,對學生運動與組織而言,林冠華的辭世仍然爭議不斷,因此筆者認為在此有必要進一步的澄清:一方面希望能夠澄明林氏之死與學生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分析林氏之死與學運所面臨的種種難題。在此我們不妨將林冠華之死視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文本,並且進一步探討其慷慨就義的背後意義與可能性。
反黑箱與反課綱運動
首先,林氏自殺是否與課綱微調直接相關,其自殺又是否可能淪為某種反動的政治操作。回顧相關爭議,上位者大多質疑其背後的原因並不單純,自殺可能的原因包括林氏本身的精神狀況、同志感情問題,或是社運組織背後的內鬥結果,並不必然與課綱運動有直接相關,而抱持此一觀點者則以課綱微調總召集人王曉波為代表,其認為林氏之死已淪為在野黨的政治鬥爭工具。
然而,不論林氏究竟自殺原因為何,林氏作為學運組織者與發起人之一,林氏的死亡或許催化了運動的方向與目標,致使學生運動與政治衝突更為激烈,但其自殺的動機與學運訴求本身的合理性並無違背。因此,王曉波似乎尚未理解、或是未曾理解學生運動之主要訴求,並非全然在於反其對大中華的歷史史觀,而是在於教育部課綱微調的黑箱問題,以及相應的不正當法律程序,因而,模糊林冠華之死因,並無法讓王曉波得以為黑箱課綱解套,倘若王曉波清楚認識到行政正當程序的法律原則,以及致力於以大中華史觀的理念先鋒為自居,那麼理應第一時間地比學生們更拒絕任何的黑箱作業,並且宣揚中華文化史觀之正當性,否則,在課綱微調之後,中華文化就等同於所謂的黑箱文化。
學運的社會汙名與孤立
其次,爭議在於林氏的慷慨就義究竟值不值得?為避免接踵而至的社會衝突與模仿效應,社會不乏出現各種避免自殺的道德勸說,或許自殺確實是不值得推崇的行為,但是與其庸俗地勸告他人切勿自殺與弔念,為何不妨深切探問反課綱一事,對林冠華、對反課綱學生們究竟意味著什麼?自殺說到底終就是個人的事情,卡謬於《快樂的死》一書當中,首先便區分死亡的自然性與自覺性,自覺的死亡並非是生命的終結與消逝,而是在於儘管以肉體之身所無法企及,但是仍以死亡作為最終代價,澄明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因此,筆者認為應當探討的是(如果我們真的深切惋惜林氏之殞落),那麼我們更須理應思考對林冠華而言,反課綱的意義究竟為何?為何不等到政黨輪替再重新訂定?為何非得犧牲生命不可?儘管就運動組織的層面來思考,林氏的行為雖然引起社會廣泛的幫助,但是也可能帶來許多問題,一如被上位者或媒體當作模糊焦點的戰略工具,二來則是可能導致學生運動本身的主要目的逐漸失焦,在激動與悲憤的情緒動員下,學生運動與社會所能選擇的、所能動員的方式有限,而導致最後的結果竟演變成兩黨政治的協商與妥協,更與當初的運動訴求有所背離,而造成學生無法脫離妒恨的政黨政治邏輯,這或許是學生運動必須思考的部分,在學運的發展過程中,林氏的激烈行為,或許在短瞬之間引發社會的共同關注,但在某方面,意外地限制了組織整體的發展與延續。
然而,這並非林氏應負責的問題,筆者認為林氏之反抗(這也可能是誤解),同時反映出自洪仲丘事件、反核運動,以及318反服貿社會運動以降的組織難題,在時間的歷程上,我們可以明顯看見台灣公民意識的萌芽與覺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關心政治、分析政治或進而實踐,而社會各個民間團體也以此相互呼應,但同時也必須思考的地方在於,運動的組織方式究竟為何?人民被組織起來之後又究竟該往何處?換言之,行動者於街頭中行動自身的價值,但是行動者本身又是否確實意識到「行動」本身所賦予的意義與包袱,在一連串的運動組織與動員之下,較令人擔憂的地方在於,社會運動恐怕逐漸成為一種街頭式的嘉年華盛會,而無法進一步生產更具分析性、批判性的語言論述,而所謂的階級、草根、反抗、實踐等概念,與在野政黨政治的界限逐漸趨於模糊,最終演變成在野政黨的政治造勢,而非徹底地、激進地與政黨政治有所區隔,進一步思考最原初的道德想像,關心政治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應是目標本身。
或許,林氏並未忽略運動的組織深根與其意義,但其以自殞的方式喚起社會對課綱微調的關注,該舉動可能反映學生運動的第二個難題:學生被迫視為純潔與非政治的存在。事實上,學生運動的社會汙名早已屢見不顯,自早期的樂生院反迫遷運動至今,學生們從事社會組織與運動,一直被視為缺乏青年主體性的政治操弄對象,而主流社會對學生的純潔情結(pure complex)與期待,不謀而合的皆服膺於在上位者的政治邏輯,他們以扭曲的態度誤讀學生,認為學生運動皆為政黨服務,卻不知pure complex的指控,恰好是一種出自早期國民政府殖民時期以降,自卑心態的某種投射或是自我閹割,反映出過去的政治陰霾與社會無知。在台灣,學校的去政治化並非意味著讓學生自主發展與學習,而是將學生們規訓成溫馴且乖順的羊群,以便服膺上位者的統治意識。而林氏之死,說明了學生運動的汙名化困境所帶來的政治效果,在野黨與相關社運組織一方面支持學生,但是亦擔心被他人抹黑,而無法進一步跳脫處女情結的泥淖。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皆忽略的事實是,學運所需背負的汙名與包袱遠大於電視畫面所呈現的,學生們在學校生活、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領域上不僅被視為異類,更被抹殺成不合時宜的舉動。於此,林氏之死所反映的,不僅是學運汙名化的問題,更呈現出學運組織經驗與資源的相對弱勢,但是卻又孤零零地被拋棄於社會狀態之外,如同激進哲學家阿岡本對「裸命政治」的反思,學生們被迫成為孤立無援的困境,而這或許一部分得以解釋林氏為何最終選擇激烈的抗爭行為。
跳脫朝野政治的泥淖
如果這場學生運動,並非僅止於機械式的、朝向國家式的組織運動;那麼學生便應跳脫朝野政治的泥淖僵局,並且開始反思運動的訴求與實踐意義,8月4號朝野協商的破局,或許僅說明了結果的無奈與立場的對立,但是並非代表整體運動的失敗與終結。
筆者認為,政黨政治從來就不是社會正義的實踐者,而是各種利益妥協下的組織運作,在體制內,學生們或許不難理解台灣朝野的政治困局所能帶來的成果有限;因而不妨將組織運動以更基進的方式回到社會領域當中,除了許多有待罷免的相關惡質立委之外,更應積極地探究、反思學生運動在學校領域中的正當性與延續;同樣地,針對課綱微調的反抗,其背後的意義並非止於反對教材內的竄改,而是針對任何上位者的蠻恨與無理。筆者樂觀相信林氏之死不僅反映著台灣教改的官僚弊端,更早已激起社會各個公民們與知識份子的持續關注,我們的反對並非來自於怨恨與悲傷,而是為了往後的思想自由與社會正義,如同德國18世紀末的狂飆運動般,「讓我們發狂大鬧,使感情衝動,好像狂風中屋頂的風標。在粗暴的吵鬧中我不止一次感到暢快,心中彷彿覺得輕鬆!」,反黑箱課綱運動的風標究竟應嚮往何方,或許值得學生與曾經是學生的廣大公民們進一步地思考與行動,不論在體制內亦或是體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