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系學生
不經意地我們走到了今天這一個時空交錯的當下,那昨日的種種早已深深鑲嵌進每個自稱為「台灣人」的靈魂深處,成為一種基因、一種觀點,一種叨叨絮絮且得來不易的歸屬認同。孵化一個屬於新世代的視野,我們何其有幸參與其中?反身的視角,仍舊要從腳下踩著的這片土地開始。多麼不容易!像渴望羽化的蝶,竟讓我們醞釀過好幾個世紀。
外祖父生於1937年,這一年總督府體系再因逐漸惡化的日中關係,改回武官任職。小林躋造上台的同時,皇民化的風潮揭開了強力國家認同塑造的開端。前所未有過此經驗的台灣人,在時代巨輪席捲之下,擺盪在皇國旭日旗與土地相繫的生活經驗之間。外祖父成長於台中州豐原街上南坑的鄉下,在昏黃的燈下被外曾祖父要求背誦「アイウエオ」。在戰後,足跡遍布全國。鑲嵌在他們身上的生命記憶有台灣人努力求生的堅韌意志。
生於解嚴後的我,有幸從他那聽到了許多故事。世代本身的差異,提供了進行反思與「轉型正義」的機會。讓我重新想一次,在一定的脈絡與時空範圍內。他跟我說「我們有親戚在埔裡!」,這句話將我的視野引向歷史夾縫裡的關懷,關於「我是誰?」的疑問,醞釀出未有過的力量,以下的故事將由一段風化的歷史中展開。
「我們有親戚住在埔裡!」,外公以河洛話說出。簡單的一句話,穿越百年時空敲響了當下聽到的我。這句話意指著1823年之後,中部平埔諸族群(道卡斯、噶哈巫、巴宰、巴布薩、拍瀑拉等)遷入埔裡的歷史事件。那些未有過的視野、想像、歷史事實,正是新世代國家建構的材料,更是先祖遺留的警語、精神的內涵與價值意識。
回視歷史,在1699年,也就是清帝國勢力入殖台灣之後。吞霄社(今苗栗通霄)因不滿漢人通事黃申贌社爭派需索無度,土官卓個、卓霧亞生起而反抗殺害通事及其夥十多人。事發後北路參將常太擬「以番治番」之法,連結當時仍居住大甲溪北岸的岸裡舊社(Pazehfamisan)族人鎮壓吞霄社眾,卓個、卓霧亞生被壓至府城梟首示眾。
事件後,岸裡社眾與外來勢力的清統治者結合,獲得台中盆地內的大片土地,其中包括拍瀑拉族的舊有獵場及噶哈巫人領域。另外,清廷也在部落中建立起通事的制度,逐漸架空原有土官的職權。此後,土官的權力實際上也是由清廷所賦予,與昔時部落頭人選舉產生相異。這樣的結果近似於當代國民黨所培植的侍從體系,被清廷賦予權力的土官與通事逐漸取代傳統部落意見領袖的甄選方式與影響力。
與外來權力結合的過程中,中部的其他部族也因權利受損(例如前舉的拍瀑拉族與噶哈巫人)而逐漸萌生自覺意識,與岸裡領頭部落漸行漸遠。在《岸裡大社文書》中甚至可以看到,岸社下轄的阿裡史社(Lalusai)起身挑戰其宗主社的地位,也發生過傳統勢力與官派勢力之爭。儼然是過去親外勢力與本土勢力鬥爭的一個明證。
然而利益終歸給少數人,岸社為了解除土地的爭議,乃將台中盆地西側西勢南阿河巴之地藉「割地換水」的名義,立約讓給由張達京化名而成的張振萬業戶招漢佃開墾。透過此策略保護土地所有權,卻打開一道「合法」缺口,讓拓墾者源源不絕湧入(有如古代版的農地開放買賣)。1732年以被侵佔土地的拍瀑拉族終於忍無可忍,於是以大甲西社大武釐、牛罵頭社與沙轆社加已等為首,聯合北至崩山社群的吞霄、房裡、雙寮南北社,彰化平原至八卦台地邊緣的阿束社、柴仔坑社,加上台中盆地東北緣實力強大的噶哈巫人──朴子籬社與阿裡史社,爆發了清帝國時期最大的一起平埔族群聯合抗暴事件。
當然既得利益者是不會放掉手中的大餅的,岸社人聯合張達京與清廷(外來政權)通力合作圍剿起義族人。各部落歷時七個月抵抗,不敵投降「計擒獲男、婦一千餘名,陣斬首級四十一名,死傷二十一名,軍前梟首一十八名」,大武釐等十三名頭人依清律判決斬決梟示,沙轆土官被判成立唆謀罪名而杖斃。
諷刺的是,事後大甲西社改名為「德化社」(大甲鎮德化社區)、牛罵頭社為「感恩社」(清水鎮西寧、西社等裡)、沙轆社為「遷善社」(清水鎮南、沙鹿梧棲鎮境)、貓盂社為「興隆社」(苑裡鎮境)。事發一百年後,當年與清廷合作的岸裡社群與起義部族,以北投社為首集體遷徙至埔裡盆地。
風化的歷史消逝,「德化」與「感恩」的諷刺留在受傷的土地上。在外公家族漢人生活樣態的表象下,有著族群失落的記憶。變賣的獵槍與空蕩的狗籠,猶如祖靈失落的足印。
即使在今日,外來的影響猶然是決定這塊土地上人們搖擺不定的變數。繫於統治者書寫的歷史,讓回顧己身族群文化的過程竟成了一段受挫的經驗。不僅是平埔族群,身處島上的台灣人自日本殖民以來,何不是經過一番被邊緣、被貶抑與母體文化認同切割的過程?疏遠的不僅是土地的歷史,更是在權利回到己身、回到人民之後遲遲不能向前跨步的絆腳石。
然而,受挫的歷史能成為正向的材料,檢視受壓抑過往的姿態將激揚出更多的發想與行動。理解之後的溫柔,是互信的開始,也是向前跨步的基礎,我們還有好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