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意,新政黨──以色列能,台灣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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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即將轉守為攻,遍地開花。這些年輕世代寫下了歷史新頁,高達54.5%的民意支持「占領立法院」的行動,超過50萬人走上街頭,要求總統「退回服貿」。這是一股新興的民意力量,不僅在反對服貿黑箱上展現力量,也打亂了台灣經濟右傾、開放市場的進程,更是為台灣藍綠政黨生態投下一顆超級震撼彈。許多人都在看這股新興力量會不會轉化成為政黨,或是某種具有政治實力的政團?
 
 
以色列前兩年的例子,值得參考。
 
2011年8月以色列發生了一波長達一個月餘的社會運動:帳棚抗議(The Tents Protest),以學生、年輕人為主的抗議群眾佔據了首都特拉維夫最繁華的羅斯柴爾德大道,在馬路上搭立了無數的帳篷,抗議政府放任房價、物價飆漲,抗議醫療、教育制度不公。前來聲援的民眾來自不同的社經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最高時期,以色列同時有超過30萬人走上街頭,他們要求公平正義(The people demand social justice!)。一個月後,以色列政府與企業被迫回應民眾的訴求,做出讓步。
 
帳棚抗議肇因於以色列過去十餘年的社經發展偏差,人民生活日漸艱辛、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終於累積民怨於2011年爆發。
 
這股民怨並沒有隨著社會運動結束而消散,而是更進一步轉化成為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力量。在媒體人亞伊爾拉彼德(Yair Lapid)帶領下(姑且稱他是政治素人),2012年擁抱未來黨(Yesh Atid)成立,並隨即投入隔年一月的國會改選。
 
選前就已經被看好的新興政黨在實際得票上,更是獲得令人興奮的成果,該黨在全國120席國會席次中,囊括19席,一躍成為該國第二大政黨,並成為執政政黨聯盟的成員之一,拉彼德也擔任了財政部長。
 
擁抱未來黨之所能夠迅速成為以國重要的政黨,除了夾帶著帳篷運動的高人氣,還有內閣制的以色列,在選舉制度提供了滋養的土壤。
 
以色列建國伊始,存在著多元分歧的社會結構,從德國、西班牙、俄國等不同地區回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各自建立社群,以國境內還有為數不少的阿拉伯人,宗教亦存在分歧,猶太教雖為主體,但是伊斯蘭教、基督教亦有其信仰族群,因此,建構包容不同意見的政治制度成為該國的首選。
 
以色列國會共有120個席次,採用全國單一選區的比例代表制,選民將票投給他心中屬意的政黨,得票超過2%以上的政黨就可以加入席次分配的行列。
 
根據政治學極少數可以稱為定律的「杜佛傑定律」(Duverger's Law):單一選區制偏向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傾向多黨制。以色列的國會一向是政黨林立,甚至沒有政黨可以獲得過半席次,單獨執政。2013年1月改選後的國會就有12個政黨獲得席次,最大黨31席,僅占全部的四分之一。擁抱未來黨便是在這樣的肥沃的土壤中快速興起。
 
但是這樣的現象可能出現在台灣嗎?我們一樣來看看台灣的土壤吧!
 
2004年台灣第七次修憲,將立法委員席次減半,並將選舉制度由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113席中,73席區域立委由單一選區制選出,全國不分區34席,由人民投的政黨票數去分配,另有平地、山區原住民立委各3席。
 
從區域立委選舉來看,2012年選舉,除了台東、澎湖、金馬等人口數較少的選區之外,最低當選票數是花蓮縣立委王廷升,獲得57557票,全部當選者得票數的中位數則為98341票;最低得票率則是彰化縣立委王惠美35.21%,中位數為53.27%。影響勝負的關鍵,除了候選人的政見之外,個人地方經營、政黨組織動員、地緣派系因素、競選資源投入等,在在影響選舉的結果。
 
新的政黨若要從地方選區出發,空間有多大?其實,不是不可能,但是異常艱辛。區域立委若不容易,則必須從全國不分區進行突破,這也是目前外界普遍認定新政黨的機會。
 
然而,台灣擁有最不利於小黨生存的選舉制度。區域立委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在選民策略性投票的考量下,大多都是兩大黨對決,第三勢力的空間往往都是候選人倚賴地緣因素爭取而來。全國不分區採用比例代表制進行政黨分配,但是卻有5%以上得票的門檻,並搭配不利於小黨的最高均數法來計算席次。(以色列目前分配門檻為2%,並採用利於小黨的最大餘數法)。
 
因此,2008年改用新制後的立委選舉,除了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沒有任何小黨得以跨過5%的高門檻;2012年則在李登輝、宋楚瑜的全力拉抬下,台聯得到8.96%的政黨票,獲得3席;親民黨5.49%,獲得2席。至於2016年,又會是怎樣的故事呢?
 
以色列的選舉制度對多元民意而言,是肥沃的土壤,得以孕育新興政黨,然而,台灣卻像是鹽分超高的海埔新生地,不利作物生長。
 
本文並不是要唱衰新民意,不是要否定建立新政黨的努力。面對當前台灣民主失靈、政府失能、政治僵局無法解決的困局,我們急需公民站出來發聲,對抗府院黨一把抓的政權,透過民間的力量進行問責。但是,最不利小黨的選舉制度是台灣憲政體制的「困境之一」,台灣需要一個能夠包容多元民意的選舉制度,台灣社會內部不同立場的多元聲音必須被保障,必須被尊重,畢竟民主、人權將是台灣面對中國最好的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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