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籠勃露斯】1947年，三月八日，基隆

《1947年，三月八日，基隆》

二二八大屠殺（228 Massacre）這個在臺灣歷史中舉足輕重的事件，在最初有兩個場景很重要。

第一個是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臺北大稻埕的私菸查緝，聚眾抗議。

第二個是十天後，三月八日，中國軍人抵達臺灣開始厲行屠殺的開始，地點是基隆。

臺北是全臺沸騰的開始。基隆，則是黨國力量抵臺血腥鎮壓的開始。

國民黨在基隆的屠殺由於非常慘烈，一種民間的解釋是，基隆人第一眼目擊了這個黨國勢力有多麼冷血殘酷，因此基隆從此比別的地方都要更順從於黨國威權，一口大氣都不敢多喘。

相傳自從陳儀對蔣介石提出派兵鎮壓的要求後，蔣介石遂派二十一師渡海來基隆展開屠殺。載著二十一師的船艦剛抵達基隆港西二、三號碼頭，這些兵仔都還沒下船，就開始對岸邊掃射。

直到下船，在港西二三號碼頭倉庫前整隊後，再往基隆市區挺進。男丁被編列成排，以鐵絲穿過手掌，一次一槍，把整排人帶進河裡，淹死。

1947年的三月，基隆男人不能隨便上街，一旦出門，就回不來了。有的人躲進家裡的閣樓倉庫裡，一躲就是半年。有的人則是在八堵暖暖一帶的山上、或防空洞裡，住了年餘。基隆一些聚落甚至是整個村里的男丁都送到暖暖、八堵一帶的山上、防空洞裡住，而還住在市區街仔的父母親，則是一週一次，輪班前去送換洗衣物、飯菜，猶如現今小學裡的導護媽媽、爸爸的制度一般，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的一樣在照顧保護。

當時貫穿基隆的幾條河，舉凡田寮河、旭川河，以及基隆港內的海面上，也滿滿都是屍體。幾日之內，這些屍體沒人去收，泡在水面上逐漸腐爛、膨脹。

一位親眼在港西碼頭目睹這些屍體的基隆耆老，在幾年後到外省朋友裡作客，吃了生平第一次的水餃。看著在滾水裡的山東大餃子，他突然意識到，「原來當年我看到的那個景象就像撒水餃一樣。」

整個基隆市區的人就看著這樣的場景，而學到了重要的一課：切莫與這麼冷血無情的政府作對啊。

在八堵、汐止一帶的人，屠殺地點是火車站內外，在交通樞紐人潮往來最頻繁的地方，同樣給予這地方的人最深刻的教訓：「你敢反抗，你就是這個下場」。

但這該是二二八大屠殺給人的教訓嗎？

至少有一個基隆人不這麼認為。

他是陳金龍。

他在日本時代前往日本進修，研究熱帶病（瘧疾，Malaria），在戰前，陳金龍搭船回臺灣，在基隆港西碼頭上岸，從上屋倉庫的碼頭與車站的通行道，步行至車站裡，搭車回七堵。

接下來數年，陳金龍發揮他在疾病防治與公共衛生的專長，在臺灣，尤其是基隆周邊的北臺灣，四處採集樣本，分析病毒，並且幫忙注射疫苗。

1947年的2月27日，大稻埕發生了私菸騷動，3月，陳金龍正回到基隆採集樣本。因為背著疾病防治員的臂章之故，他可以自由出入已經被當時二度戒嚴，四處設下防線的管制區。整個東北角，街道、山路、河邊，沿路都是橫躺的屍體。

看到這些景象的陳金龍，在心中沸騰的，不是恐懼，而是無比的勇氣。

他要起義，他要反抗，這個土匪一樣的政府，這個高壓統治的政權，一定要被推翻，而且當他看到這麼赤裸的暴力後，他知道，光用言論與協調，是不可能撼動這個政權的。

他馬上開始找尋有軍事經驗的臺灣青年，舉凡曾在戰後有到中國參加黃埔軍校的臺灣子弟（這批進去黃埔軍校的臺灣子弟，都是陸官廿二期），或曾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人，都是他接觸的對象。他們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的莫那魯道一樣，花長時間去蒐集炸藥的材料。他要爆破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駐紮在八堵的一個軍事單位。只可惜，消息走露，火藥被人發現。陳金龍被拘補，好在基隆家裡的人奔走，找到了在板橋的地方士紳出面保他出來，讓他安全脫離險境。

這樣的事情在二二八後的臺灣，發生過不只一次。那時，剛從中國華北潛逃回臺的史明，也在做一樣的事情，史明在士林的蔣介石官邸附近秘密蒐集槍枝，準備刺蔣，而士林的那群志士，也一樣東窗事發而必須四處逃亡。

但陳金龍仍然不死心，往後的幾年，他不斷雲遊四海，結交朋友。他那時樂觀的認為，只要可以聯絡到在國民黨軍隊裡的臺灣官兵，他們一定會加入自己的行列，對黨國威權發起軍事政變。

到了 1956年，陳金龍再度成功地結識了一群臺籍的軍官，加入他的反抗組織。這裡面甚至有與日後的第一位黨外基隆市長，林番王，同為民社黨的黨內同志──高雄的士紳，楊金虎。

陳金龍的組織日益壯大，參加的黃埔軍校陸官廿二期的臺籍軍官校友裡，有任上尉情報官的吳鍾靈，也有曾任總統府侍衛的黃深柱。他再請具有思想深度與文采的陳毓卿先生起草組織綱領，主張「反國民黨、反共產黨、臺灣獨立」，成立「臺灣獨立革命委員會」。

這個連綿有數十人的革命組織裡，卻也不幸地有了國民黨的線民的潛入，因此，在武裝革命尚未發生前，在1958年就被舉發，其中陳金龍因為是首腦人物之一，與其餘三人（吳鍾靈、黃深柱、林再受）一同被捕入獄。

在獄中，陳金龍每天被嚴刑拷打，被針刺穿四肢指甲。黨國要的很簡單，供出你整個組織的成員，你們的計劃。

陳金龍與其餘三人就像鐵打的一樣，堅決不吐露任何消息，保住了所有其它的革命同志，也因而這樣坐了十年的牢獄。在出獄後，從不信鬼神的陳金龍，每年到了三月八日，都會到門前燒一柱香，紀念那些英勇抵抗的志士們，直到他辭世。

陳金龍就是這樣一個有大是大非的大智慧，有無與倫比的勇氣與強悍的行動力的人。

他的家屬，因為他的政治犯身份，被歧視，被懷疑，生活也陷入困境，原本小康的家庭，要讓妻子每天裁縫，擺麵攤，尚未成年的孩子要送貨採買，甚至要當潛水伕好貼補家用。但他們不僅不埋怨這段過去，甚至說：「一個追求民主的國家，就是有一群人必須要為了民主而犧牲犯難，我們只是剛好生在這個家庭裡。」

日後，當這個威權的國民黨終於敗選交出執政權的2000年，陳金龍的女婿在基隆的診所，還被黨國餘孽丟擲汽油彈攻擊。

但他們仍然無畏地挺直腰桿。

這個在二二八大屠殺中遭受到最慘痛傷害的雨港城市裡，有的人在面對壓迫時，當了順民，這自然是個明哲保身的普遍選擇。但也有陳金龍這樣子反骨的人，越挫越勇。來自威權的壓迫越大，他反抗的意志就越高。

二二八，對一些人來說，或許是個悲情的故事，是個順從與被收買的故事。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個積極反抗暴政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