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嗎？

「基本上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閱讀社會學教授葉啟政的回憶錄《ㄔ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時，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這句話。我是從政治學轉入社會學的，一度曾適應不良，比如對馬克思（Karl Marx）的評價。

民主化以來，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學界，對馬克斯主義大多採取沒態度的方式因應，沒態度的很大原因，是因為較為年長的教授在留學以前，受制於蔣家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對馬克思毫無概念之故。而經濟學界更不用說，長期以來流行市場至上的學說，「私惡創造公善」都可以被拗成亞當思密（Adam Smith）說的，可見連亞當思密都沒人在讀了，遑論馬克思。

但社會學界不一樣，不管什麼門派出身，古典三大家裡面第一家都是馬克思，不認識馬克思怎麼入門社會學？這是葉啟政剛剛回國時在教學上遇到的大難題，尤其遇上分不清馬克思和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甚至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情治人員和職業學生時，這些社會學者也只能慨嘆秀才遇到兵。

是以，剛剛進入社會學門時，閱讀《資本論》，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長期以來自己對馬克思理論的誤解，以及馬克思在所處的時代裡，急欲探索資本流動中的「社會」本質的好奇，以及其中生活的「人」的樣貌。馬克思談的也許是結構，但結構其中又非沒有人的存在。他引用廣泛的媒體報導，告訴讀者英國工人階級在《資本論》撰述時期的真實處境。在中國資本主義高度成長的階段閱讀這本書，鄰國讀者如我，有時會浩嘆中國怎麼竟變成了19世紀的英國。

但總可以確定的是，只要讀過《資本論》的人，都會相信葉啟政所說的「基本上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的說法。我記得有一次課程上，姚人多不知道介紹了什麼主張，跟著就冒出一句「每個社會學家心理都住著一個馬克思」。也因此，社會學家對於經濟學家只在經濟史課程中談馬克思，心理是多少有點不滿，因為他們同時也發現，喜歡經濟史的經濟系學生，轉唸社會系的機率高於喜歡國際金融的同學。

也因此，一個社會學家談經濟，要比一個經濟學家談經濟，要更重視其中的人與社會的面向。前一段時間閱讀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的作品《金融狂熱簡史》就是一個不很經濟學的經濟史分析。高伯瑞談人不知道哪裡來的自信與勇氣，利用買空賣空的槓桿操作造成無限追高的金融狂熱，無論是鬱金香風暴乃至於1929年的大蕭條，最終都導致了遙遙無期的衰退復原，而這種結構性的蕭條出現，也打破了經濟學家對於市場景氣循環乃是常態的想法。

高伯瑞在美國因為烏鴉嘴而很不受經濟學界的歡迎，作品常被消遣為左派著作。這種在美國被當作左派的評價，讓前蘇聯領導人布裡茲涅夫有機會消遣他可以到蘇聯看看，「品嚐一下作為一個反動派的機會」。同樣的標籤也被貼在前陣子導致美國政府關門的歐巴馬，或者上一次政府關門肇事者柯林頓身上，他們所推動的健保方案，都被市場的支持者指控為共產黨的回魂。

我的表妹Annie住在美國，是移民第二代，靠著自己的努力成為典型中產家庭一員，在中部的瓦斯公司上班。她對歐巴馬評價甚低，她說自己繳了那麼多稅，都沒有任何享受，政府只是把她的稅金拿去養懶惰鬼。這是美國中產以上家庭很普遍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的社會自從獨立戰爭之後就異常獨立，國家管的大多數都是外國的政治；而國內的事情，像是移民老人的社交、無保險者的健康諮詢，都有多元的社會團體可以靠勸募與補助自主管理。

其實這種政府職能對於社會介入的權限問題，不只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台灣。台灣人固然多期盼政府對社會要有更深的介入，但長期以來，政府除了監聽、濫權抓酒駕之外，其他社會期待政府介入的面向，大多數僅作表面功夫。比如食品安全事件，大家就發現政府對GMP、CAS之類的認證標章只是徒具虛名，掛保證根本沒效。而對於稅金的運用，政府也經常顯得空泛浪費，像是少子化或者高齡化的問題，大家都發現政府寧願發現金，也不想花時間規劃較為妥善的老幼照顧方案。

對台灣而言，當代政治必須面對的最大習題，仍然是「人」，比如社會福利的概念，是不是應該要從殘補式的「濟貧」，轉為對中產階級納稅人在內的「普遍照顧」？對於民眾抱怨的高房價物價，是否應該要適當的介入進行價格管理？而這樣的管理，又如何和真正的市場干預導致泡沫毀壞必須有所區隔？畢竟民眾不可能期待崩盤與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而四年一度的民選政府當然也沒有能耐承受這種無止境蕭條的打擊。作為一個政府，面對和市場之間的拉鋸，正如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辯論一樣無止盡。是以，每個決策者是否都應該想想，推動一個政策的時候，「人」究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會受到什麼樣的衝擊？那麼，應該是時候重新面對馬克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