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置的平庸比邪惡更可怕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許諾給讀書人的希望，讀書人為此折腰者，不知幾凡，但要像江宜樺入朝為相沒幾個月就做到天怒人怨，連自己的學生都以公開信譴責的，恐怕是史無前例。但江院長顯然無動於衷，還對主張「civil disobedience」的學生說文解字起來，認為「civil」有「文明」、「遵守法律」的意涵。官逼民反者不知慎藉恐懼，還要如此野蠻硬拗，以詞害意，難怪當年國共內戰「civil war」不夠「文明」、不夠「遵守法律」。和大詩人余光中把「bumbler」解成「大智若愚」有異曲同工之趣，不同的是，詩人拍拍馬屁，大家一笑置之；這次行政院長與內政部長一搭一唱，李鴻源揚言「依法究辦」，大有秋後算帳的恐嚇。野蠻將至，公民小心！

江宜樺被稱為「小馬英九」不是偶然，他的崛起是有脈絡的。原本一介學者，雖是著作等身，但非開宗立派之輩，學術上並無突出的成就，也未聞其對公共議題的意見，遑論參與公共事務。只是他在政治學領域裡，剛好研究鄂蘭對極權主義批判的政治思想，符合我國民主化的思潮。此外，在國內紛擾的認同問題上，謹小慎微，不敢選邊，以擦邊球的方式提出「公民民族主義」，主張以憲政主義來解決統獨問題，雖不是什麼新的政治思想，但顯得相當政治正確，可用來互補馬總統一路反民主與「化獨促統」的既定印象，既能強化馬總統的包裝工程，也符合馬氏用人哲學。

儘管如此，外界在江宜樺換跑道之初還是有很大的期待，但失望之餘很快就認定他背叛自己過去的信念，很自然地把他歸類為「龍應台主義」，也就是說，當官後有了老百姓所沒有的「全方位」視野，腦袋就要跟著屁股一起換掉。這樣的批評似乎已成為主流，但如果我們更仔細檢視江宜樺過去的思想，我們發現江宜樺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根據江宜樺自己的描述，少年時固然立志成為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來自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慘綠少年對家教嚴苛的反抗，才望文生義，對自由主義產生浪漫想像。思想成熟後成為「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貫穿其所著《自由民主的理路》的中心思想，完全承傳國民黨在冷戰下對自由民主的詮釋，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在巨變的時代中，一個溫吞的犬儒，本來就很容易被誤認為理想主義者，而他也樂於利用這個美麗的誤會。但江宜樺畢竟被推上了第一線，每一個政策都是一次檢驗，再無模糊的空間。做為一個曾經研究鄂蘭的學者，江宜樺自然難逃大眾用鄂蘭的理論來批判，但挖苦諷刺者多，真正以鄂蘭理論企圖在平庸與邪惡之間替江宜樺找到位置者少。這當然要歸咎於江宜樺就任行政院長以來的強悍作風，短短六個月所激起的民怨之大，彷彿非用邪惡不足以描述江宜樺的本質。

但江宜樺終究是位如儒生，而儒家從來不是邪惡的思想，卻是平庸的製造者。儒家始終倡議以私德來救濟失敗的公共政策，依此政治哲學，在國家財政崩潰、貧富差距惡化之際，江宜樺提倡「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來消解民怨。儒家的形式主義也體現在「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上，不憐憫無辜的牲羊，只愛表面的古禮，演變成只講強拆大埔的形式合法，卻不顧被實質犧牲的拆遷戶，遑論去探討惡法本身的道德危機。同樣的邏輯，無視在核災威脅下的人民，也不問公投法本身所製造的民主危機，執意要用形式上的公投解決病入膏肓的核四。

再往大處看，如果江院長只是馬總統身邊平庸的「小艾克曼」（Little Eichmanns），那馬英九是邪惡的來源嗎？反馬者早就認定馬是邪惡的偽君子，但筆者仍有所保留。也許馬江的能力尚不足以論述一套邪惡的理論，他們只是十足的平庸之輩，但這不是要卸去他們的責任，也不代表由他們領導是一個較安全的選擇。想反的，錯置的平庸比邪惡更可怕，因為邪惡者必須頭腦清楚地保持著目的理性，我們尚有空間與之對話，辯論價值；但平庸者只剩工具理性，完全服膺在預設的價值裡，毫無反省的空間，甚至自我毀滅也在所不惜，這正是鄂蘭認為邪惡可以藉平庸無限孳生的所在。

不是嗎？當我們放心地把政權交給平庸的馬總統之後，這個國家卻經歷了比「邪惡」的蔣李扁政權，更錯亂，更危險，更痛苦，更不可理喻的年代。在一個預設的歷史使命驅使 下，馬總統也不過是個絕對服從的「小艾克曼」罷了。邪惡者可以說服，平庸者只認一條路，再多的辯論、國是會議都只是浪費時間，只能藉由外力抵制平庸者的危害。

當然，如果讀者堅持馬英九江宜樺為邪惡之人，筆者也能理解，畢竟鄂蘭對「小艾克曼」的描述至今仍充滿爭議。目前普遍的看法是，鄂蘭「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是一個極具創見的政治哲學，歷史上的確充滿人為的浩劫是出於平庸，不是出於邪惡，但鄂蘭舉「小艾克曼」卻是個錯誤的例子。鄂蘭並不了解艾克曼，艾克曼完全知道他在做什麼，是個有意識、十足的邪惡之徒。也許筆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是平庸還是邪惡，馬英九江宜樺都不該繼續待在那個位子，公民們恐怕就只剩罷免一途了。

參考文章：《蘋果日報》 焦點評論：把江宜樺拉向邪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