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比當兵更無聊的事：論邪惡的凡常性

我人生中有幾段空白的回憶，國中升學班那種不堪的升學記憶因為太苦悶，所以算是刻意遺忘；而當兵的歲月則是因為太無聊，而無從記憶。我記得自己曾經笑稱，如果要寫一本書叫做《比當兵更無聊的事》，應該整本都是空白，因為這世界上，應該很難找到更無聊的事了。

但最近，因為下士之死，當兵突然變成轟轟烈烈的事情，每個人一夕都變成受害者，都可以挖出一兩條當兵的傷痕，上街頭包圍國防部的鄉民滿坑滿谷，顢頇的軍隊出了大包，掛了星星的軍官表演的技巧比動物園的猩猩還要不如，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引發了如潮的怒吼。報紙上寫著什麼離營座談引殺機，也讓我想起自己的離營座談和那段充滿鄉愿情緒的往事。也許，那些事情對我而言並非太無聊記不得，而是根本上，對於自己不願面對的，擁有黑暗人格時日的否定。

離營座談是下午時分，那是隆冬中偶然的一絲陽光，天暖暖的，我揹著值星帶（應該是唯一的一次），帶著幾個兵幫即將退伍的自己布置當月離營座談的場地，心情很輕鬆。菜鳥阿兵哥緊張兮兮地跑來報告整理完畢，我低下頭，細細的檢查桌面的玻璃有沒有擦乾淨、麥克風是不是每一支都正常、冷氣會不會冷、濕紙巾夠不夠用，一如過去那五百多個百無聊賴的日子我所準備的十餘次離營座談，只是這次，我終於成為屆退人員的其中一員了。

不幾時，會議開始，我把值星帶丟給學弟暫代，自己坐在椅子上看著指揮官滔滔不絕的講著不知道什麼內容的講稿，並在緊接著的一一點名中講了一些無關要緊、毫無意義的廢話。我們都深知這些建議沒有用處，打從入伍開始，學長就灌輸我們「正確」的概念，「這裡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退伍是真的」。既然要退伍了，何必如此精實地建議，去為難這些因為饅頭數不夠，暫時還離不開的學弟們呢？

但偶而總有一兩個比較「白目」的，真的提出了什麼建議。長官也多半很配合的立即究責、改善，儘管可能幾周後一切又恢復原狀，但至少當下在他的暴跳如雷下，問題有立即改善的徵兆。像吃了幾粒止痛藥，可以馬上改善痛風，卻無法根治差不多的意思。對我來說，反正軍隊只是人生不得不然的一個過渡，既然快要拍拍屁股走人，那何必在乎到底能不能根治什麼毛病？反正我走了，軍隊翻過來也不干我的事。我並不討厭「白目」的認真魔人，對我這種明哲保身的人來說，他如何「白目」無妨，總之也只要與我無關就好。

當兵時我的年紀已經偏長，應付那些年紀輕輕的同仁士官或阿兵哥，其實我也有自己的一套。略施小惠，押車出勤幫他們買個涼水、請他們吃個小東西，或者對他們故意在市區繞路只為了晚點回營區的作法視而不見，以給方便換取自己作為長官的聲望。對付上面長官也不算很困難，他們知道你書讀得多，委託你幫忙寫點作業、或者寫寫分析，幫單位爭取一點情報績效，對我來說輕而易舉。一早揹著書包說去圖書館找資料，就可以整天逃的不見人影，反正最後東西也交出來了，聽說也拿到績效獎金（不過我一毛也沒分到），總之就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納稅人的錢有沒有浪費，暫且還不是在軍隊裡面當泥菩薩的我可以看見的長遠問題。

我是那種篤信當兵「一切攏係假」，只有退伍令是真的人。在軍營的日子，我只求平平安安，既不想出什麼鋒頭，也不想落後掉隊。「欺上瞞下」是我在軍隊處世的最高原則，當個士官，我既不想罵兵、也不想招惹長官。長官說「軍隊是個小社會」，我點頭稱是，暗自卻嗤之以鼻，社會上遇到壞長官，你可以辭退他、或者他可以辭退你；只有軍隊這種地方，你也走不了、他也趕你不走，不管你表現好或者壞、罩或者是包，鐵打的營舍流水的兵，時間一到，都是屁股拍拍走人。人經常在這種制度下被卡在不正確的位置上，遑論才能會有什麼發揮。國防部「加入迷彩，人生精彩」的口號絕對可以稱之不實廣告，因為軍隊的實情是「加入迷彩，人生無彩」！

日來下士之死引起社會公憤，好似每個人在軍隊裡面都曾經有過一段被欺壓的傷痕。其實我並沒有，但這種沒有，卻讓我捫心自問，是不是正因為我太世故、太機巧，才讓這種不義的體制毫不動搖的存留了下來。那個愚蠢至極的「小社會」如同中世紀的小社會，在世界劇烈變遷的同時絲毫不動。在軍隊中，我就是那個沉默螺旋的一員，正如今日批判人們對政治不該冷感，我們當初又豈不是對軍隊的政治採取冷感以對的方式，甚至助漲其中某些橫霸軍閥瘋狗般的氣焰？

這種沉默，讓我想漢娜鄂蘭（Hanna Arendt）的一本書Eichmann in Jerusalem（玉山社即將以《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為譯作書名出版）。鄂蘭在書中以「邪惡的凡常性」（banality of evil）形容納粹頭子艾希曼。在耶魯撒冷的審判中，他說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公務員，對猶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犯行，都只是因為執行公務罷了。這樣看來，艾希曼和電影「為愛朗讀」（the Reader）中那位平凡的車掌漢娜所犯下的罪刑，其實是一樣的，因為知識的貧困，天大的罪孽變得那麼平凡無奇。只是，對於人命的剝奪，如果僅僅只是因為對於命令的服從，又不啻是把自己的存在給異化，而泯滅了人性在心底的一絲絲存在可能性。對鄂蘭來說，這種「邪惡的凡常」，無疑就是不義存在的根源。而我們這些退伍軍人當年習以為常的沉默，也不正是不義始終存在的因子？

「為愛朗讀」中的漢娜本不識字，她坐牢的時候並不認為自己犯下了什麼樣的罪刑，但隨著她開始學習識字，才認識到她所曾經遵循的命令，是多麼可怕的對人性的悖反之事。識字之後，她克服了知識的貧困。刑期屆滿，面對令她羞愧的世界，她選擇自殺、並且把那麼少少的存款捐出，來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罪孽。電影中的漢娜和作家漢娜鄂蘭，都讓我想起當前的台灣，對於曾經犯過的錯誤，退伍軍人以上街頭作為告解，舔舐自己那道深到看不見的傷痕以自我療癒，但那種對於制度殺人的怒意蔓延，的確有著沖天的民氣。然而在政府高層，那些飽讀詩書、甚至號稱對鄂蘭研究甚深的學者忝列高官，卻對自己手下所犯下的罪孽卻不發一語，轄下的行政體系更以錯誤百出的粗劣謊言，包庇這些凡常之惡，漢娜鄂蘭天上有知有此類官員敢誑稱是她的追隨者，大概也要不禁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