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夏，輔大心理系性侵事件全面炸開，整個2016夏秋，質疑、批判以夏林清為首的輔心勢力（以下簡稱夏系集團）如怒濤疾火不斷直擊夏系集團的行政延宕、論述扭曲；看似勢孤的夏系集團則以反覆、打亂焦點的詞語回應各方的圍剿，彷如某些新興宗教的咒語祭出。當然，夏系集團論力說理俱不如人，最終夏林清遭校方停聘一年，教育部予以認可。

據報載，一名網美於返家途中，遭衛生所會同警員、兩部救護車在家門口等候，並以該女和其丈夫是精神病患為由，欲將兩人強制就醫，雙方僵持許久，葉女和丈夫「被同意」送醫。但到院經醫師鑑定後，即以無立即性危險讓兩人離去。試想，倘若這個事件，就發生在您的周遭，當您、您的親屬或是好友，突然地遭受執法人員要求於一定時間內配合其執法行為，未達成目的前，不得任意離去，此時，您會怎麼處理？

可行的方法上有很多種：聲嘶力竭的怒吼、釋放潛藏的三寶能量「盧到底」、一哭二鬧三上吊等等，我相信這些方法會隨著您的抵抗，使執法人員於手段上會更加強烈。那麼，是否意味著只能束手無策，完全僵住，如同羔羊受人擺佈呢？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隨手寫便條時，習慣在信尾加註日期，而我國官方正式的公文書，標註日期更是必要。但是我國對紀年的作法，一直令人相當困擾，每個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都必須懂得如何「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是因為我國使用紀年的方式，會因為說話的對象或使用的目的不同而改變。

何謂紀年方式因人或因目的的不同而改變？簡單地說，我國的公文書在國內採民國年，但是一旦用到國際場合就改採西元年。舉例來說，國人的國民身分證跟駕照上的各式日期，採用的是民國年；但是每個人出國時所持用的護照，裡面登載的日期卻是西元年。另外，在一般人的日常對話或是專家的學術研討，如果對方是外國人，談話中一旦論及歷史上的時間點，我們這一方必須把腦袋裡深刻記憶的民國年，換算成全世界通行的西元年。

這種民國年與西元年交錯並用的現象堪稱「一國兩制」。但是，一國並行兩制不難找出邏輯上的謬誤。因為既然有兩種選擇，兩者相較，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優」的勝出；如果兩者的優點難分軒輊，則可從「缺點」來反比，兩者之中必有其一缺點較大；如果兩種制度的優缺完全相當，既然不能判別高下，那麼主政者更是易於權衡從中擇一，推行全國採一致的紀年方式。

民國紀年不符時代潮流

過去台灣經歷過一段非常長的動員戡亂時期，從1949年到1987年，共38年又56天，堪稱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也是台灣歷史上永遠的痛。

我的父母都是1956年出生，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他們一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就未能享有言論自由，不能批評政府，他們學習的是大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在學校講自己的母語要被罰錢，不能說二二八也不能高喊我是台灣人。在那個「不能說」的年代，合理地向父母師長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會被視為叛亂份子和暴民，可能就會「被消失」，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沒事找事做，學校裡教的是神化孫文和蔣介石的力爭上游故事，人民被教育成同一種樣子，以便讓威權者輕輕鬆鬆管理，並把國家資源巧妙地分配到自己人的身上。

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舉辦，不僅聚集了多國政府領導人與國家代表，在缺席的臺灣內部亦掀起了正反意見交織的滔天浪潮。擁抱人民幣貨幣一體化與透過貿易制定成為霸主的主調，一再受到環境汙染、資本空間修復與地緣政治衝突等論述挑戰，再加上西方主要國家領導的缺席與拒絕背書，給予在觀望的臺灣，暫時無法參與的既視感與正當性，一再地透過媒體不停放送。確實，一帶一路是新瓶裝舊酒，然而，中國長期跨越國界下的移民居留與國際動員離散（diaspora），至少在對俄、德與東非衣索匹亞與吉布地，都在高峰論壇之前鴨子划水許久，其低調布局不容忽視。

在影視圈工作了幾年，一年當中對於4月與9月這兩個月份特別有感，尤其是最前端和開發與企劃有關的工作，並不是因為這兩個月份是好日子，僅因為這兩個月是文化部各項獎助、補助的申請日期，這段時間，幾乎全台灣有志從事影像創作的人，都卯起全力拼命研讀相關規定，然後在時間內交出一份攸關接下來一兩年維持動力的案子來！

台灣影視產業一度十分低迷，受到各種情況的影響，題材與內容都侷限在某個範圍內，或是因籌資困難造成製作水準低落。現在環境稍微好轉，文化部的相關政策可說是居功厥偉，各種鼓勵劇本創作的獎助，讓新人得以冒出頭，好的作品得以被看見，最重要的是那筆獎金讓這些找不到買方的創作者得以生存下去。而製作方也因為文化部的製作補助，有了前期投入的資金與說服平台、投資人的籌碼，讓內容生產得以百花齊放。

但是，是不是該調整了？

前一陣子，照慣例文化部公布了今年的電視劇本獎項入圍，入圍的作品涵蓋各種類型，光看簡介都讓人興奮不已，我們的人才能夠開發出這麼多好故事。但瞥見其中一部作品卻讓人疑惑了。這屆入圍劇本當中，有一部其實已經是某製作公司今年決定製作的案子，這件事是個很重要的警訊，劇本獎是獎助，不是補助。

全球化之下，難民議題也不再是個別區域的事物，支持人權與人道救助的國家都有責任在難民議題上盡一份心力。台灣在去年7月左右通過「難民法」草案初審，終於讓邁入新進國家的行列，可望進一步連結1951難民公約以及1967難民議定書等國際規範，落實難民人權的保障到基本法律之中，而非如過去以「專案」方式，僅處理少數的個案。

難民議題在這幾年如火如荼的發酵著，無時無刻可以從各大媒體報導中，見到來自敘利亞，中東等地的悲慘故事。他們看似很遙遠，台灣對這方面一向說得多做得少，除了少數幾個基金會，醫療團曾赴當地提供協助外，社會上普遍並未能凝聚出接納難民的共識。

在鄰近的亞洲，難民問題也十分嚴峻。以曼谷來說，數萬民沒有身份，無法得到基本教育與社會安全保障的難民，滯留在大街小巷，等待聯合國難民署（UNHCR）審核其難民資格（註一）或等待轉送往第三國安置。這之中又牽涉到第三國接納與否、國際政治與主流輿論等敏感議題，所以即便經過聯合國嚴格的資格認定，拿到合法難民身份，仍有可能一等就是好幾年仍無法順利安置，甚至有滯留幾十年的案例。而泰國政府未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因此對於境內的難民基本上不提供任何保護與救助措施。

連續幾週資安事件爆發，從房仲業者開發出「客戶開發搜尋系統V5.0專業版」，任意登入公務機關伺服器，以自動辨識解析驗證碼技術，破解伺服器的圖形驗證碼，提供多達一億七千萬筆個資，接著是想哭勒索病毒席捲全球，包括英國、西班牙、俄羅斯、日本、台灣等超過百個國家遭受攻擊，前幾天則是雄獅旅行社遭駭客入侵竊取客戶個資。究其原因，應該是國人及企業資安防護能力及觀念都過於薄弱。

若要達到有效資安防護，即須建構三層防護：其一，培養民眾資安觀念及敏銳度，提升國人內在心理資安防護之想法；其二，外在環境的改善，增強電腦資安防護設備及軟硬體，減少系統漏洞的存在，讓資安風險因子降到最低，其三，資安防護法制化，讓資安工作變成一套民眾得以依循、重視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