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十九世紀初、坐落於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可謂國家歷史記憶的寶庫，裡面保存的歷史文獻、地圖與照片數量之豐，可相接綿延百餘公里。其中有關荷蘭黃金時代的重要推手–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1602-1799）的史料是其重點收藏。除了荷蘭國家檔案館，有關VOC的歷史文獻與該公司曾經星羅棋布於亞非海域間的船隻一樣，如今也四散在位於印尼、斯里蘭卡、印度以及南非等地。

海洋，作為一個跨國空間，其波濤洶湧的程度在大航海時代迎來巔峰：海面汪洋成為各個歐洲強權相互角力、自我彰顯的舞台。八十年戰爭的爆發使當時西班牙與葡萄牙聯合王國的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1556-1598）視荷蘭人為一群「叛徒」，為了打擊其經濟發展，腓力二世於1594年關閉了里斯本的港口。殊不知這項決策將帶來日後影響整個世界、且對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海上勢力而言是個徹底的反效果：利益之所趨使荷蘭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跨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VOC。該公司的興起與茁壯帶領著低地國航向亞非殖民以及跨國貿易所能帶來的豐厚利潤，飄揚風中的公司旗幟為整個民族迎來了屬於他們的輝煌年代。

波蘭自2015年由右翼的「法律與公正黨」（PiS）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後，便積極推動去除共產主義遺緒的工作。繼2016年5月正式生效的「去共產主義法」，今年6月波蘭國會更進一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律修正案，明訂地方當局與國家記憶研究院（IPN）共同商議，在法律生效後的一年內，清除境內跟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雕像與紀念碑；11月24日並表決通過決議，譴責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並向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受害者致敬。

在中、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波蘭的變革相當獨特。以華勒沙（Lech Wałęsa）為首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自1980年成立後，就成為反抗波共（PZPR）政權的中心。1981年間，波蘭經濟惡化，團結工聯中的激進派要求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對政府的信任案，結果招來政府的嚴厲反彈。12月13日波共領袖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開始取締團結工聯，頒布「軍管法」，實施戒嚴，華勒沙亦被捕。1983年7月雖解除戒嚴法，但波共對社會的控制依舊緊縮。

書名：恩仇鎮魂曲
作者：中山七里
譯者：李彥樺
出版社：獨步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28日

打從一上船，男人心裡就有不好的預感。

這是一艘韓國籍渡輪，名為「藍海號」，往返於韓國釜山與日本下關，每天只有一個班次。據說，船身是將超過耐用年限淘汰的日本船，送到韓國補修後繼續使用。當初聽到這個傳聞時，實在應該改搭其他航班。

一坐上船，男人便察覺明明是筆直航行，船身卻相當不安定。儘管無風無浪，船的重心卻不時左右偏移。

載貨量也令男人咋舌不已。雖然是艘渡輪，甲板的兩舷卻堆滿巨大的貨櫃。那宛如貨船般的畫面，在男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必是貨物超載導致船身失去平衡，偏偏又遇上暴風雨吧。

失智是否是疾病？

人身為人，會有抽象的思考，因為知道會死亡，所以害怕也不願面對死亡是自然的現象。人為的醫療，嘗試各種可能，目的就是克服與戰勝疾病，但往往忽略了死亡的自然現象。失智不論是一種病或是自然退化現象，它都讓患者與照顧者感到不安。因為它出現的症狀，無法讓人掌控。記憶的破碎凌亂與認知的障礙，讓患者自己失去控制，也讓旁人無法理解。因為人的害怕，就投入大量醫療去想要治療，希望可以療癒，避免死亡。

「全然接受」的照護模式

今年八十五歲的一位美國社會教育家斐爾（Naomi Feil）與她現今93歲失智六年的老伴一起生活，並發展出validation稱之為「確認」的溝通方式，來照護失智者的模式。這種照護模式就是一種「確認」溝通的對待態度。也就是不和失智者爭辯，不分析他們的話語，完全接受他，用同理心，充沛的能量與愛對待他們，用非語言的「感覺」,而非用邏輯與理性與他們相處，這樣的對待照護的模式非常重要。

今年11月，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開了幾場「北京法源寺」的舞台劇，從票房的銷售狀況與筆者親臨現場的感受來看，可以推知這並不是一場很成功的舞台劇。其實，這樣的結果是本文所可以預見的，怎麼說呢？除了故事的主題──中國的前途、國家的存亡、家國的情懷──和當前的臺灣觀眾「不接地氣」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和該「作品」本身的「原型」──《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有關，而這個看似「不成功」的文本，其實正是李敖先生「實踐」他自己對於「小說未來應如何發展」此一問題的具體結果，本文擬對此做一些簡要的分析。

李敖先生的「小說觀」：兼論「舞台劇」的表演特質

我們處在一個「影視技術」發達的時代裡，各種「影像聲光」可以快速、便利、廉價的交流與傳遞，這樣的變化驅使著我們去思考，時至今日，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創作還會有前景嗎？針對這個問題，李敖先生可謂用其人生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來「實踐」他對這個問題所找到的答案。

如大家所熟知的，李敖先生對於「小說」的發展有一個相當鮮明的觀點：

懷舊風潮行之有年，「錄音帶」這個對年輕孩子來說可能見都沒見過、只有偶爾聽說過的媒材，隨著某政治人物將其與社運人士的連結，再度炒熱了些許名聲；其實，回顧音樂媒介發展的歷史，錄音帶盛行的1970-80年代，其實也是唱片工業步向成熟顛峰、成為一個巨大產業的時期；錄音帶的輕便、隨身聽的發明，都讓流行音樂成為一種普羅大眾隨時可以享用的文化，相對於黑膠唱片的體積、昂貴沈重器材，錄音帶的出現與風行，讓流行音樂成為一種更易於傳播、購買的物品，於是也迎來每個人都在聽流行音樂的時代，以及唱片工業的全盛時期。

錄音帶除了讓購買、聆聽音樂變得更容易，它那隨時可輕鬆錄製聲音的特性，不僅走入人們生活成為一種記錄媒材，更是讓許多有志音樂創作者得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能夠簡單、低成本地錄下自己的創作和演出，因而成為許多地下音樂、叛客搖滾、前衛音樂等青年文化進步的基石；因此，有人認為，錄音帶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催化劑，也是功不可沒。

而美國女歌手Michelle Shocked的一張《The Texas Campfire Tapes》，正可說是錄音帶年代的一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