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文學之神的安排——森鷗外


正如諸多研究者指出，當我們論述日本近代文學的發展史，必定要將森鷗外（1862-1922）的文學歷程置於日本近代史的視野裡，否則就不易找出這條主線。然而，要面面俱到評述森鷗外的思想作品，本身就是一種艱難的挑戰，因為不論對其語言（明治時期的文體）或者卷帙浩繁的存在，都足以讓好奇者望而卻步。

已故著名日本文學家唐納德．基恩在其《閱讀日本文學》評論集中，就曾提及他面對森鷗外文學的尷尬境地。他說，他寫信給日本文學專家同行求助，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考察，方能掌握森鷗外的精神面貌？結果，那名文學評論家告訴他，閱讀森鷗外沒有捷徑可言，因為其作品每部都很重要，必須仔細閱讀，有機連結似的加以融會貫通。就這樣，唐納德．基恩，接受了這個建議，從森鷗外於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所寫的日記、各類型的小說、乃至公共衛生領域的文章，逐篇讀起思考，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最終把《森鷗外全集》讀畢。就此而言，這種深入細緻的閱讀等同站樁練功，自然構成其評述森鷗外文學的重要基礎，更使他撰寫日本近現代文學顯得遊刃有餘。在此必須指出，本文囿於篇幅，對於森鷗外文學的描述，至多符合如其一作品的標題〈面影〉，亦即我們縱使秉持努力進取的精神，僅只能描摹龐大歷史中的片斷。

自我開啟文學之門

按編年史來看，森鷗外於明治17年至21年前往德國留學，正值二十出頭的青春年華。佐藤春夫曾將森鷗外這段留學經歷視為日本近代文學的開端，這個說法有其歷史連續性的考量，因為佐藤把明治時期全盤西化的進程，以及引進西方文學思潮，以此改變傳統文學局限的努力連結了起來。所以，森鷗外的德國取經之行很自然地被賦予重大任務，不可推卻地為明治時期的新文學開疆闢地。而森鷗外本人，對於時任陸軍省軍醫的自己能夠實現德國留學，畢竟是頗為喜悅和自負，在其《航西日記》中有詳細提及。嚴格來說，森鷗外就讀東京帝大期間，即是一個狂熱的讀者。據說，他讀遍了東京租書店的文學書籍，舉凡傳奇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到隨筆文類，江戶後期通俗小說家山東京傳、曲亭馬琴、為永春水的作品，甚至對於《剪燈餘話》、《燕山外史》、《情史》、《金瓶梅》等中國艷情小說有所涉獵，而且又酷愛漢詩詞文。他任職於陸軍期間，曾漢譯過《源氏物語》中的和歌以及《牽牛花日記》。

留學德國期間，森鷗外深受叔本華和哈特曼的影響，愛讀波爾．海澤、赫爾曼．庫爾茨的《德國短篇集》和這兩位作家合編的《新德國短篇集》。他愛讀這類小說的程度，從其撰寫的短評中可看得出來。波爾．海澤是具有仿古典傾向的慕尼黑派重要作家，亦是第一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但晚年時期，他遭受來自自然主義的攻擊，這也是後來森鷗外強烈批判自然文學的遠因之一。他返國之後，很快即譯出《德國短篇集》中的作品，這些作品包括：克蒂斯特的〈惡因緣〉、霍夫曼的〈懷玉有罪〉、哈克連德爾的〈兩夜〉等等。後來，森鷗外出版處女作《舞女》，從《舞女》內容和時代氛圍來看，都與上述作品有相似之處。就其文學階段而言，這時期的作品《舞女》、《水沫記》《信使》，標誌著他留學德國的生活縮影，同時顯現出早期傾向浪漫主義的清新氣質。研究者長谷川泉指出，森鷗外的文學特質有自然抒情的一面，亦有冷靜透徹和重視精確的追求。他不是那是耽於空想和以虛構見長的作家，反對空想無物的寫作風格。依他而言，即使其私小說的構思裡，亦是在傳達實際生活的側面，雖然在其《性生活史》作品中，又出現牴觸和矛盾。當然，這些文學影響是多重性的，有許多外國文學的影響、日本古典文獻和自然科學檢索實驗的成果。

與自然主義思潮的對峙

如上所見，熱衷於西化運動的明治時期，日本文化界人士無不做足思想準備，以迎接西方文藝思潮的到來。中村兆民譯出《維氏美學》（兩冊，明治16-17年），介紹了自然主義與何謂美學教育思想，尤其是，法國自然主義主將左拉的《論實驗小說》，形同向日本文壇投下了巨大的波浪。然而，出於自身的文學主張和審美觀點，森鷗外並沒接受《維氏美學》中的美學理論，反而藉由該書作者的說法批評左拉倡導的理論。左拉在文中指出，「實驗小說是這個世紀科學發展的一個結果；它延續和完善了生理學本身傾向於得到化學和醫學的支持；它用研究自然的人取代了研究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人，自然的人受到生理學的或化學的法則支配，並且要被環境的影響所改變。直言之，它就是我們這個科學時代的文學，正如古典的和浪漫派的文學是與經院哲學和神學時代一致的那樣。」他進而強調，「構成實驗小說的關鍵在於，要擁有關於人與生俱來的現象之機制的知識，要表明在遺傳和環境影響之下，人的智力與感性顯現的系統，正如生理學為我們提供的那樣，最後，要展現生活於由人本身創造出來的社會條件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變那些條件，在那些條件的核心部分中，他經歷了持續不斷的變化……」。在左拉看來， 文學不僅是對作者心理的表現，藝術家的個性始終都要服從於真實性和自然的更高律法。

然而，森鷗外反對左拉的觀點，他在《國民之友》發表文章〈最真實的科文學〉以「極美的美術」的對立詞加以反駁。在這篇文章裡，他由倫理道德的「善」價值而承認了美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頗有以德國人的科學精神，反制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思潮。同樣的，他也把以德國之思，用來批評同時代的文學健將坪內逍遙（1859-1935）。坪內逍遙與森鷗外同樣出身東京帝大，是個才華卓越的文人，能寫小說劇本又寫評論（翻譯過莎士比亞的作品）文章，日本第一部近代文學評論集《小說神髓》（1886），正是出自他的文筆。不過，森鷗外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坪內逍遙批評近代小說的結構過於鬆散，人物特徵不明顯，並試圖將藝術之美從勸善懲惡中解放出來，誠然發揮著某些作用，但坪內逍遙並未能充分認識到美的自律性。另外，他甚至把筆鋒指向另一個戰場和對象。日本引進自然主義思潮以後，逐漸展現出具體成果，島崎藤村《破戒》（1906）和田山花袋《棉被》（1907）的問世，即是強有力的例證，進入大正年代，自然主義的勢力更壯大起來。所謂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森鷗外反對自然主義的聲音，得到同時代作家們的回應。例如，夏目漱石亦不贊同自然主義，其門下的安倍能成和阿部次郎等人，均提出論述反對自然主義。不過，自然主義作為移植自西歐的文學思潮，已經紮根在日本近代文學的土壤上蓬勃發展起來，不可能輕易被連根拔起。因此，與其說我們想知道在這場論爭中何者勝出，莫如說這些作家持不同立場就此展開的文學論爭，才是日本近代文學史研究者所關注的事件焦點。

從《即興詩人》到《性生活史》

從文如其人的角度而言，森鷗外在嚴肅捍衛自己的文學主張，以及後來向自然主義發出戰帖，無不顯露出其性格特質。他於1892年11月，在其主編的文藝雜誌《しらがみ草紙》上，翻譯連載安徒生的自傳《即興詩人》，後來結集出版，在其序言中寫道：「……由於我母親年老視力衰退，卻時常閱讀我的著作，為了不增加其視力負擔，本書採用4號鉛字排印……」由此可見，這是他發自真摰的孝心。在森鷗外的日記裡，還經常提及他們母子一起做校對的情景，即使時光回到現今社會，這種體貼母親的孝行，依然感動無數的讀者。其次就是他於1909年文學生涯的重大轉變。是年3月，他撰寫日語體小說〈半日〉，投寄給《昴》雜誌，在那以後，投稿次數更頻繁。7月，學醫出身的他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進一步邁向功成名就之路。然而，比這個更富精神成就的是，他發表了小說《性生活史》。在當時明治政府看來，這是一部驚世駭俗的小說，內容猥瑣不堪，嚴重違反善良社會風俗，因而遭到查禁。不過，森鷗外並不服氣，因為他對於西歐自然主義的本質知之甚詳。依照他的寫作企圖，寫作《性生活史》絕非模仿自然主義的作品，毋寧說，他是明確而有意識地採取與自然主義對抗的立場。如他所言，他每次讀到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會看到作品中的人物，無論在起居坐臥中，無論何事不管何時，盡是描寫性慾湧生的場景，難道人終其一生只能浸淫在性慾的生活中？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其實左拉的長篇外遇小說《身體的惡魔》即是此類型的代表。

從寫作策略來看，《性生活史》頗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諷意味。森鷗外認為，自然主義文學既然要描寫人生，卻硬性地扯上不正常的性慾描寫，本身即是一種矛盾，這如同對人生態度的僭稱。他還尖銳表示，《性生活史》不是描寫他的人生，而是為讀者而寫的。這就是說，讀者必須從《性生活史》中的旨趣加以掌握，才能理解他批判盲目接受這西歐文學思潮的用意。話說回來，這畢竟是森鷗外的文學觀點。從宏觀和時代格局來看，森鷗外與夏目漱石的作品裡，有一種貫徹著明治時代的倫理道義的氣概。在此，亦可這樣解讀，夏目漱石的人生觀深切影響或改變森鷗外的精神姿態。正如森鷗外的小說《青年》（1910），即以夏目漱石的《三四郎》為藍本而寫。與此相比，國民作家夏目漱石於大正5年去世，他在世時題書自勵的「則天去私」，充分表現對安心立命境界的追求，森鷗外的達觀則是他歷經明治和大正時代，進入老年之後，在苦惱艱難中到達的世界觀。

打開沉默之塔

回顧森鷗外晚年的精神結構，有助於我們理解其文學生涯和明治與大正時代的歷史光影，正是因為拾得這些有機的光影，我們才盡可能尋得政治歷史與文學場域之間的關聯。研究者發現，明治40年之後，森鷗外對於國家權力的批判有明顯增強的傾向。進而言之，從明治末期到大正時期日本政治社會局勢的變動極為巨大，政府對各種激進思想的鎮壓亦隨之加劇。以幸德秋水為首的「大逆事件 」為例，整肅和逮捕反映國家機器與訴求社會變革的知識人之間的對決。尤其是，明治43年日本政府開始對全國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展開大肆檢舉行動，是年12月10日，大審院（相當於最高法院）召開刑事特別庭，院方提出相關具體證物，起訴了此案異議份子。

據神崎清編《大逆事件紀錄》（全3卷）中指出，召開公審當天森鷗外出現在特別旁聽席上。有了這條線索，我們是否就能找到森鷗外聲援反體制人士確切的證據？然而，在森鷗外的日記裡，並未出現「大逆事件」的相關記述，僅記載「他數日天來向特別辯護人平出修請教無政府主義方面的知識而已。」如果說，他對此事件有更大的暗示，那就是12月14日的日記裡「請平出修與謝野寬（著名歌人與謝野晶子的丈夫）進晚餐」，由此可見，在政治風雲詭譎多變的時代裡，身為政府的高官要職，當他們也在反思國家主義的本質，即使在私密的日記裡，同樣不宜輕易表態，更不可留下具體證據。如同政治哲學史家所言，他們必須習得和掌握隱微的政治修辭，才能安全地進入「迫害與寫作技藝」中，保全自身地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

按照這個思想路徑，森鷗外在短篇小說〈沉默之塔〉（明治43）中，即巧妙運用了文學的象徵手法。他這樣寫道：「高塔矗立在晚空下。許多烏鴉棲在高塔上，牠們想展翅飛起卻又停住了，不斷嘎嘎喧嚷著。後來，幾隻烏鴉飛走了。這時候，兩三隻海鷗彷彿憎恨牠們自由飛走的姿態，斷斷續續地叫著，時而接近高塔，時而黯然地飛向遠方。一台馱負重物的馬車來到了高塔下面，馬兒露出疲憊不堪的表情。他們好像在卸下什麼東西，接著又把東西運送至高塔內。接著，一台馬車離去，下一台馬車旋即又到，由此看來，塔內應該堆積不少東西了。我站在海岸上，凝視著這幅光景。夕陽下，浪濤波光粼粼拍打著岸邊的石牆。那些從市區駛來的先到高塔下又返回市區的車輛，從我的面前經過。我看見每台車輛的駕駛都戴著灰色帽沿下垂的軟帽，他們都低伏著身子。乍聽來，那疲倦的馬蹄和車輛碾壓小石子的聲響似乎更顯得單調困乏了。我一直站立在海岸上，直到灰色的高塔融入蒼茫的暮色裡。」換句話說，森鷗外在〈沉默之塔〉中，並未直接指名「大逆事件 」，托名「無政府黨事件的匪徒」，其實即是同情大逆事件中的受刑人。當時，森鷗外位居陸軍省醫務局長的高位，以其立場發言必然有所顧及。然而，對他個人有其意義，至少他為自己打開了沉默之門，為禁制失語的時代留下良心之聲，後代的讀者就能從這些文字之聲判讀或辨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