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想想】我看台語片: 光陰的故事,心事誰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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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想試著回答一個問題:1980年代興起的新電影,為何在轉向了台灣自己的身世和語言之後,除了國際影展的肯定,以及台北主流文藝界的高蹈迴響外,台灣社會內部的回應卻頗為淡然?

沈文程演唱經典代表作〈心事誰人知〉。影像來源:Youtube

或可做個對照的是,和電影圈有密切共生關係的流行音樂界。和新電影起跑之作《光陰的故事》(1982)上映同一年發行的沈文程專輯《心事誰人知》,振興了沉寂多年的台語歌曲市場後,不到10年引領出新台語歌潮流的全面復振;而新電影帶出的台灣風味與在地視野,則遲了將近20年才演化出新台語片主導的台灣電影復甦。

2012年台北電影節放映《光陰的故事》數位修復版紀念台灣新電影30週年。影像來源:Youtube

上文提及,老台語片研究先驅黃仁前輩,開啟了新電影的歷史傳承論述,在新著《新台灣電影》(2013)序言裡,從語言觀點出發,上溯1960、70年代「國語片和台語片截然二分」的電影市場,指出新電影「取代大部份傳統的國語片,也取代了沒落的傳統台語片」,「繼承了國語和台語片的合一的新市場」,新電影、新新電影、新世紀台片都是「從電影傳統中創新,創新中又不脫離傳統」。

這裡的「傳統」,主要就是1960、70年代官營「健康寫實」電影,以及當時和更早流行的民營老台語片,黃仁前輩指出由於前者「出現老台灣的本省人和新來的外省人都說著同樣的國語(普通話)」,而「受到健康不寫實的批評」。

如此說來,滿嘴台巴子語言的老台語片,應該可以說是「寫實不健康」電影了吧!

新電影常揹負孤高、沉悶、怪異等惡評,眾口紛紜講得彷彿是台灣電影史上橫空出世的藝術怪胎一般,對應這類去歷史化斷裂觀點的,是新電影的歷史傳承論,如上所說,繼承了「健康不寫實」和「寫實不健康」兩大傳統。

這其中,是「健康」多一點,還是「寫實」多一點?換句話說,是傳承「傳統國語片」多一些,還是傳承老台語片多一些?

就電影呈現形式上來看,新電影講了不少台語,又是本土題材,應該跟老台語片親近一些。然而在電影內涵上,比起電影學者廖金鳳教授指出的可能是台灣電影史上「最能連結本土歷史文化情境」的老台語片,新電影只是有限度的回歸,而毋寧較為近似其本家中影的「健康寫實」片台語版。

老台語片興起之前,台灣影史有一段華語「反共電影」時期,在地風味薄弱,後來受到台語片崛起的影響,華語片才出現較完整的本土題材,1960年代興起的「健康寫實」片即為顯例,可說是鄉土化的華語片,比起之前的華語片已經比較「寫實」了,只是程度遠遠不及其政治正確的高調「健康」主張。

從老台語片,到也講台語的新電影,其間經過「健康寫實」片的中介,注定了新電影只能是向老台語片傳統的有限或局部回歸。

新電影是個複雜的課題,對新電影的喜惡,也難得說清楚。其實,新電影並不是對其充滿敵意的一方所想像的那個憑空蹦出的鐘樓怪人,但也不是對其充滿孺慕的一方所想像的那個不世出的本土典範,面對老台語片已全面演練過的在地注視與本土探索,新電影比起20多年後的新台語片,是一種半調子的台灣路線吧!

朝台語文化大傳統移動,決定了新電影長遠的方向與潛質,來自另一個傳統的中介因素,則限定了新電影的企圖與格局。不論新電影個別作品優劣,整體而言新電影的影史地位,離不開那一份傳承,不在導演個人腦海裡天馬行空,也不在「沒有任何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的目的」的去政治化孤隔空間裡清流自持。

對於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的自問自答是:究其實,可能並不是台灣社會吝於給予新電影掌聲,而是新電影本身對於台灣社會某種還迎欲拒的主觀抗拒,形成一種半調子的台灣情懷,意思到了,卻不透裡。

回到流行音樂。《台灣流行音樂200最佳專輯1975-2005》(2009)選出的1990年經典專輯林強的《向前走》,專輯評論談及台語流行音樂市場的變遷,指出「音樂與台灣的族群政治、經濟地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電影何嘗不是!),「1982年《心事誰人知》的悲哀,殺出了一片屬於台灣中下階層的江湖派市場,1989年《抓狂歌》的嘲諷,唸出了台灣知識精英對威權體制與社會不義的無奈」,而「《向前走》超越了這些」。

《向前走》當然是經典,然而我看並不是超越了《心事誰人知》,而是台語文化大傳統的再次確認與開創。在這大傳統下,夜市地攤大賣的《心事誰人知》與官營中影發行的《光陰的故事》,其在地連結強度,決定了各自的影/歌歷史地位。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