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有益論到Ｋ他命與假發票

這個政府的官員已瞞酣偽善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更遺憾的是，從最近舊事重提的兩件事中，我們看到原屬社會清望的學界與杏壇不但沒有獨醒，還加倍荒唐一同沉淪。

第一件事是行政院否決Ｋ他命由三級毒品改列二級毒品的提案。毒品的分級自有科學上的意義，我們留給專家討論，但竟有教育部官員認為Ｋ他命吸食過於普遍且多為年輕學子，若列入二級毒品，留下的犯罪紀錄將影響孩子的前途。

能開轟趴找藥頭的年輕人還算稚子嗎？孩子要保護到多大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何況法律不溯及既往，豈會對過去因輕罰而放浪的年輕人留下紀錄？再則，何謂紀錄影響前途？對知錯能改的不予信任，豈非恐懼AB檔案裡不良紀錄造成永不錄用的戒嚴心態？這是哪一世紀的教育理念？

另一說辭是法務部委員認為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不宜驟然實施。但無配套辦法是誰的錯，要由年輕人來承擔放縱的後果？Ｋ他命升級不是即興之作，這已是第8度闖關了，還要幾次才給得出配套？

80幾年前，連爺爺的爺爺寫了篇《新阿片政策謳歌論》而遺臭萬年；他說「臺灣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 染之既久，積之也深，自不能一時斷絕」，還說開台之初「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此則風土氣候之關 係，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通篇胡說八道，但今之官員也不惶多讓，是否為施政無能之關係，而憂鬱者不得不吸食？實有讓前途茫茫的 年輕人免於憂鬱之益？

第二件事為教授使用假發票領取研究經費，也是已有時日的舊聞。筆者自認非犬儒之輩，也無意道德殺人，當一年多前檢調大規模搜查學者住處與實驗室時，筆者認為這是學界受辱，也是對學術研究粗暴的干預。媒體批露的未必可信，但無風不起浪，各界言之鑿鑿，吃相難看，受傷的是整個學界的形像。當我們呼籲 檢調謹慎小心處理的同時，這些學校當局是不是也該自行調查，給社會一個交代？

一年過去了，我們卻沒看到學校高層有任何動，就算「制度殺人」，也不見嘗試設計一個有效的自我監督機制。每每要等到檢調再有動作才毫無邏輯的呼籲刀下留情，什麼歷史共業啦，制度殺人啦。中研院長、國科會主委、龍頭大學校長也都如此口徑一至背書，我們又何能期待在這個制度下翻騰打滾的受益者 (或許是受害者) 反省？我們又何須訝異大學者紛紛 跳出來說什麼核銷研究經費如何如何困難，必須如何如何權宜地挖東補西？

用句粗俗的講法，騙人不知什麼是研究計畫與執行預算。主事者不是不知道問題，只是好官我自為之，何必去捅這個馬蜂窩？久了就以連橫「鴉片有益論」的邏輯完全內化為一套做研究就得如此的思想，不得不吸此毒也。

筆者一向視學術自由為學術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反對以外力介入學術研究的價值判斷，包括對實驗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外界實難置喙，但學術自由的基石在大學自治，而大學自治不是 把大學變成三不管的大雜院，而要以一個健全的制度自我管理。筆者忝為學界一員，願意捍衛百分之百的學術自由，但請先用專業樹立學術尊嚴，再來告訴國人學術自由是值得捍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