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銘城是台灣桃園人,文化大學畢業後,曾任業務代表。因不滿當時的報禁,先後擔任八十年代黨外雜誌社編輯、自立早報、晚報記者,1994年不滿自立被賣給國民黨議員陳政忠,與工會同仁發起抗爭,爭取編輯室公約。離職後,長期調查訪問228和白色恐怖事件,先後策劃228與台灣兵特展、民權運動展、林義雄雙胞胎女兒26歲生日展等。2000-2004年任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機要秘書,推出總統府「人權之路」特展。2006年任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辦公室主任,協助綠島和景美兩人權園區的重建與展覽。2008年10月台視第一齣八點檔政治犯歷史連續劇「台灣百合」總策劃。2005年在華視擔任「台灣史望春風」製作人。2006年獲頒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王康陸紀念獎」。近年仍為228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和家屬發聲,今年出版228法界受難事績的書--《槍桿下的司法天平》。
一轉眼,鹿窟事件已經過了60年!
鹿窟事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逮捕行動中,株連人數最多,也最荒謬的政治案件,導致當年台北縣石碇鄉的玉桂村完全清鄉滅村,從此從地圖上消失。
事件的起因是,228事件後的逃亡份子陳本江、王忠賢等人,藉由老家在鹿窟的同伙陳春慶帶到位於汐止和石碇山區的鹿窟村躲藏,逃避追捕。
就像電影《戀戀風塵》的場景,鹿窟山區的居民同情這些中國共產黨地下黨人,睜一眼,閉一眼地收容這些「跑山仔(村民對他們的稱呼)」,於是越來越多人躲到山上來。
日久,他們卻開始吸收村民、發展組織、建立「基地」,並且自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進而開始控制村民。只要有人發現他們的聚會,就會被脅迫蓋指紋加入組織,連未成年的看牛仔(牧童)也被他們利誘當「紅小鬼」,例如受難者陳久雄,根本只是個小學五年級生。
1952年12月28日晚上,省議員投票日因為一名便衣警察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出手,在29日凌晨發動保密局軍警近萬人包圍南港、汐止、石碇山區展開全村大逮捕,當場打死一名指導員劉學坤,村民被抓到鹿窟禪寺認罪或刑求偵訊。後來,包括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四百餘個根本不識字,遑論什麼是馬列主義的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
根據學者張炎憲研究,當時有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865年,受牽連的村民達200多人,形同滅村。另外,一些「跑山仔」還到瑞芳、玉桂嶺、海山等地,開闢躲藏的基地,以致於牽連更多無辜者。
但是,以陳本江、陳通和兄弟為首的領導人,以及指導員李上甲等人,都獲得「自新」,沒被判刑和坐牢。反倒是八成以上不識字,卻被當成政治犯的鹿窟村民,即使坐完黑牢後,也無法找到工作,大多去當礦工,多年後都因肺部吸入礦灰而得到矽肺病。
1994年,筆者訪問當年指揮包圍、偵辦鹿窟基地的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提到他們曾到辜廉松母親辜顏碧霞家,企圖逮捕她女兒的音樂家教老師呂赫若,卻被他奪窗逃跑,開車逃到郊區,再躲到鹿窟山上。
據調查,呂赫若在山上負責收、發電報工作,不料在發電報時,被草叢的龜殼花咬傷,他因不願砍斷受傷的手臂,導致蛇毒攻心身亡,屍體草草掩埋,親友也不敢做記號或立碑。這應是1950或51年的農曆5月23日的事,可憐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就此命喪黃泉。
1995年筆者為某電視台製作白色恐怖專題,邀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已80多歲)去鹿窟山上訪問,也訪問了曾經坐牢12年,已71歲的受難者陳皆得。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當年慘遭槍決,父親廖河則被刑求得不成人形後,上吊自殺。
我們前去訪問時,拿著拐杖彎腰走路的陳皆得,一看到害他家破人亡的退休老人谷正文,拿起拐杖就要打,後來被攔住。
近年來,陳皆得寫下記錄自己一家人的悲慘遭遇的回憶錄。坐牢前,他原是二社坑的礦工,根本不識字。就是無法忘卻這家仇,讓陳皆得出獄後學認字,又花十多年寫書,令人心酸又感佩。
在鹿窟山上被迫自首的人,包括不到10歲的小孩,也有不識字的大人,他們晚上都要到鹿窟蟬寺(後來也改稱光明寺)上政治思想課。有個十歲小孩被罰唱國歌,開口唱的竟是中共國歌和國際歌,當場慘遭修理。
鹿窟案裡,還有19位未成年的少年、少女被捕,後來送到保密局,表面上說是感訓,其實是當奴工。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時被指示監視的有:孫立人、白崇熙、任顯群等)當下女,男孩被當成跑腿的下人。
經過鹿窟事件的大逮捕,鹿窟幾乎滅村。村民原本多數是台陽煤礦工人,出獄後村民也多以礦工為業。許多沒死在鹿窟案的村民,不少人在五、六十歲就被矽肺病所苦。
受難者李石城指出:他的大哥64歲死於矽肺病,他的兒子39歲時也死於矽肺病。幾年前,李石城和村裡的礦工去馬偕醫院檢查,一行12人都因肺活量不足,得以領到礦工職業病補助款,只有他沒通過,沒領到錢。但是領礦工職業病補助的人,三、四年後就呼吸困難而一一痛苦死亡。
鹿窟事件和矽肺病,帶給鹿窟村民巨大痛苦,也要了他們的命。這是一段台灣人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