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國際學院亞洲研究所日本組教授，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
「……此集會(紅衫軍)雖屬未經許可，且或有造成其他民眾之些許不便利，但其等訴求在當時確實引起許多民眾迴響，且警方已能充分掌控此等情況，並未造成維持秩序之虞慮，又無任何明顯且立即之危險發生，可見此等不便利，仍在民主社會人民所得以忍受之範圍，如前所述，國家自應予以尊重，給予其等表達意見之自由空間。」
──以上節錄自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六年矚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法官許泰誠、 陳君鳳、郭顏毓），有關紅衫軍集會遊行被判無罪的理由
民主憲政國家保障的集會自由是指，多數人為共同的主張或訴求，暫時在一定場所聚集表達意見的權利。至於集會的型態，可分成室內及室外，室外又有定點靜坐及移動性的示威遊行。
國民主權的民主政治體制下，集會具有讓國家主人─國民─相互之間，直接交換、溝通意見的表現機能，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人權保障。
同時，集會自由對於其他相關聯的基本人權，能否有效行使，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如參政權、表現自由、勞動三權等）。
集會自由異於其他個人自由權之處，在於性質上屬多數人聚集共同行使。因此，此項保障具有以下特質：
一、集會自由是由許多個人行動所構成，以集體的意思表達做為其外觀，亦即，在集會中，個人意見已被統一化，個人行動也有所組織化。因此，集會自由是同時保障個人表現自由及集體表現自由的表現形態之一。
二、集會自由的權利行使範圍以及影響層面極廣，尤其容易對公眾生活產生影響（如噪音、交通阻塞）。因此，如何調整集會自由與其他諸如社會秩序、對立團體關係，即成為探討課題。
三、集會通常是為了對現存的統治體制、規範秩序或施政政策，表達不滿及反對，而產生的集體表達意見行動。因此，即使多數人的行動必然容易影響公眾生活利益與秩序，但也不能因而對集會自由，予以過當的規制，導致集會自由的保障空洞化。
四、集會是個人與他人交換意見，形成自我思想與共同意志，最直接且有效的手段（無須透過第三者傳播）。因此，政治意見上的少數者、以及社會生活的弱勢者，在報導機關無法達到傳播多元化資訊，以及形成有力輿論的機能時，即有權聚集相同意見者，向政府及社會展現受忽略的聲音。
換言之，保障集會自由，可以說是維持民主政治繼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防止政府繼續一意孤行，迫使國民不得不採取更激烈手段前，一種較緩和方式。社會上無論是改革或保守的各種意見，都可經由集會調節，產生安全瓣的功能。
集體示威抗議，是人民在無法以正常體制運作表達意願的情形下，所必然採取的行動，同時，也必然帶有反權力、反體制的性格。
事實上，為了社會、國家的民主發展，本來就應該給予各種不同意見的團體，有自由表現的空間與環境。此時更應思考的是，造成國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背後因素何在？
例如，思考體制是否不公平、不正義？政府政策是否不妥善？大眾傳播媒體的資訊是否已遭扭曲，無法報導事實與正確反映輿論，逼得國民不得不採取示威抗議的表達方式？
如果只是一昧以「社會成本」強調示威抗議，會造成表面有形財物的損失，終將導致錯失改革時機或壓抑要求改革的訴求，而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民主國家的政府需要民意的監督制衡，平常時期國民透過媒體（電視、收音機、報紙）評論、利益團體的遊說、街頭的遊行抗議，都是正常的表達方式。
但是，如果許多主要媒體受到特定政黨、財團、外國勢力壟斷，資本家與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之間，存在著充分有效的接觸溝通管道，唯獨升斗小民、弱勢團體，往往成為被忽視的一群。
此時，街頭的示威抗議，即成為必要不可或缺的民意表達方式。民主國家都如此，何況是尚未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示威抗議更是具有的特殊意義。
回顧民主憲政國家的發展過程，政治愈上軌道，政策愈獲民意支持，電視輿論與傳播媒體都能充分反映民意，隨時可以對政府形成輿論壓力的情況下，示威抗議自然會消失。
換言之，「示威抗議」是一黨獨裁、媒體被封鎖獨佔下的必然產物，否則，忙於工作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沒有必要以這種自我犧牲的方式來制衡政府。
其次，倘若如此犧牲自我，追求公義的和平遊行，仍受打壓與扭曲，則社會對立與衝突將持續不斷，甚至升高激化。
可以說，人民走向街頭，是阻止獨裁、實現民主、追求人民福祉的和平方式中，最後的手段，其目的就是為了公共利益。
因此，縱使示威抗議造成任何不便，其責任不應由參加者承擔，而是應由政府、政黨、傳聲筒的傳播媒體等，要負最大責任。
（本文原刊登於台灣憲法學會網站，經該站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