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生命比較重要？─從IS與後藤健二談起

在後藤健二被斬首過後的幾天，我看到一位左派青年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大意主要是：大家看到日本人後藤健二被殺死，就好傷心，讚嘆他的勇氣，但是卻看不到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其他的人正在死去。

又看到另一篇文章，要大家不要相信美國（媒體）怎麼論述IS，因為美國發動更大的戰爭，實質上比較邪惡云云。對於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元分析，把美國或西方變成鐵板一塊的立場（在這個情況下，顯然日本也被「種族化」（racialized）為西方人的一部分），彷彿這樣自己就能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或甚至是達到真正的「普世主義」的分析方法（別人關心一個帝國主義幫兇日本記者的死去，但他卻是關心全世界的其他受難者死去），我感到非常詭異。

換句話說，在這樣的論述之中，他們倡導的事實上正是IS的生命比起後藤健二的生命還要重要，而後藤的生命並不那麼值得我們哀悼。若是──我猜測──我們都希望能夠真正地達到一個普世的人本主義立場來看待人為災難的話，貶低「西方」的損害真的能達到我們對「非西方」的重視嗎？

我特別想在這篇文章中探討的，正是這種扭曲的「普世主義」。近來，知名西方哲學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紐約時報》就黑人屢遭警察槍殺的問題進行了一篇訪談，她提到：「當有些人提出「所有的生命都很重要」（All Lives Matter）的時候，他們是在誤解問題，但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訊息是錯的。確實所有生命都很重要，但同樣的，不是所有生命都被理解為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特別點名不重要的生命是件重要的事的原因...」。

就這段文字來看，「所有生命都很重要」的論述錯就錯在，有些生命事實上處於更弱勢的情況，比如美國社會的黑人，而使用這句話則會忽視了這些生命的存在，因為有些生命確實「更重要」。就這點來看，這位左派青年不知有沒有理解到，當他想提醒大家不該只關心被殘害的日本記者，而是要去普遍關心其他人（究竟是誰呢？）的時候，他同時也是在忽視這個（這些）受害的記者。他不僅同樣犯了「種族化」這個記者的錯誤（這個記者被殺難道是因為他是日本人嗎？或是因為日本是個（新）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他其實就正在違背自己的「普世主義」立場，不是嗎？

接著，我們該繼續思考的就是「種族」問題，這當然不只包括視覺上的（visual）弱勢族群，如黑人，而更是主流族群內部的問題。巴特勒說到：「白人的白更多是關於社會力量不斷複製它的霸權，而不是皮膚的顏色。」顯然，光從這句話來看，我們就可以理解到「白」，或者在本文例子裡，「日本」，並不是原罪，膚色並不必然背負著這些舊／新帝國的種族優勢及暴力。一個日本獨立記者在中東戰區為一個弱勢族群發聲，與其膚色有什麼關係？我們一定要忽略他，才能使我們能更關注這些弱勢族群嗎？巴特勒接著提到：「階級也參與了這場鬥爭，尤其當白人無法看起來很有錢，或是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窮人，或街友的時候，所以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們提到的「白」人也可能正在與不同的不平等對抗：白人內部也有其自身的階級。」是啊，這些人不是左派嗎？怎麼會犯下那種把「美國」、「日本」直接化約邪惡的敵對存在來看呢？難道美媒沒有關於IS的公正報導？難道美國人都仇恨中東人？難道美國白人社群裡沒有弱勢族群？

巴特勒在訪談結語提到：「只有透過不斷成長的跨族群（cross-racial）鬥爭，我們才能達到所有生命都真正重要的那一天。」我們到底是要繼續宣稱，不要相信美國，不要關心後藤健二，以打擊新／舊帝國主義，還是要試著跨越那些可笑的界線，在不同的脈絡中尋找救贖弱勢者的機會？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達成「所有生命都很重要」的不二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