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醫學系、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畢業、醫師
近日沸沸揚揚的病歷中文化訴求，引起醫療人員集體反彈，其來有自。回顧我國醫學養成教育，主要教科書與教學內容均以英文書寫，君不見醫師國家考試指定用書數十本，只有一本「公共衛生學」是中文書籍。小國寡民的台灣每年僅養成醫師千餘人，無怪乎沒有出版社願意把動輒數千頁的大部頭書，翻譯成繁體中文。一開始便接受英文醫學教育的台灣醫師們，可能連最常用的退燒藥acetaminophen，只是改成中文的「對乙醯氨基酚」，都沒把握寫得對或甚至念得正確。
故當立法委員舉著世界衛生組織宣言的大旗，要求修法使「醫療機構應以中文建立清晰、詳實、完整之病歷。」強制規定醫療機構以中文建立病歷，醫療人員皆相當惶恐。若是醫療人員間突然改用彼此不熟悉，且尚未統一語彙的全中文互相溝通，首先就有意思表示不精確，語焉不詳導致誤解出錯之虞。如果連最基本的醫療錯誤都無法避免，病人安全無法提升，則更遑論促進醫病溝通，病患恐怕也不會想要這種實際上傷害自身權利的結果。
本次病歷中文化修法草案雖然粗魯而實際上不可行，但尤美女、陳歐珀立法委員提案之「醫療法第67條及第71條條文修正草案」，可見其修法理由立意良善：其中「病人應享有基本之資訊人權，且有權以其所能理解之方式獲得其診斷、治療及癒後情況」尤其令人贊同。筆者以為，此番病歷中文化的波瀾，或可解讀為病患對自我醫療權利的覺醒運動，也象徵著民眾對於當前醫病溝通現況的不滿。
從醫學倫理的觀點言，充分的醫療資訊是達到病患自主、保障醫療人權的第一步。為達到這個目的，與其禁止「病歷上有病患無法理解之外文」，不如改善「病患在就醫過程中僅接收到無法理解的專業語言說明」之問題。由於越是專業的領域，越是存在知識的鴻溝，如何使知識基礎有落差的醫病之間得到相同的共識，本來才是醫病溝通的精髓所在。不論是活用圖解、模型、影片、國語、台語、客語、目的都是使病患了解自身病況；而為使病患獲得充分的資訊，絕非粗糙地把病歷全面轉換成中文丟給病家就可達成。身為醫療服務提供者，面對外來的改革聲浪，除了秉持自己的專業，也應該以開放的態度進行理性論述，並且向內反省癥結之所在。
由此可見病歷中文化不過是個假議題。身為醫療人員，不應自暴自棄地說要去賣雞排，也不應討好病家盲從於全中文病歷的翻譯，而是要更加強化自己表達的能力，不放棄任何和病患溝通的機會，才能建立醫病之間的信賴基礎，又如何進一步建立醫病的信賴基礎才是真正需要被討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