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烏干達反同法案正式被推翻後。時隔兩個月，烏干達的《每日箴言報》報道憲法法院的法官，Solomy Balungi Bossa表示在推翻法案的近兩個月來，包括他在內，連同其他四位法官都受到言論和死亡威脅。
廢除同年2月由烏干達總統簽署法案的原因，並非因違反人權，而是其立法程序違憲。推翻後受到保守人士強烈反對和上訴，如今更傳出五位推翻法案的法官受到威脅。依法辦事的法官並沒因此退縮，堅持推翻的決定正確。
從此事觀察，其法律達到基本司法程序正確，即是法官推翻法案的理由－法案違憲，而非從人權觀點出發。當地宗教勢力活躍，且基於反同者不理性行為。可以觀察其以宗教建築在法律上的思想，仍然大當其道。法律與宗教間的角色定位，從來都是互相糾纏的，對於同性戀者權利的反對聲浪最大的，往往就是當地強大的或眾多的宗教勢力。
一個年內通過反同法案的國家，表示同志友善？
不久前，烏干達旅遊局(UTB)與國際男女同志旅行協會(IGLTA)會見，表示國內反同爭議有被誇大之嫌，聲明烏干達歡迎多元性傾向的遊客。IGLTA主席John Tanzella表示其反同法案為烏干達帶來負面印象，認為在加入IGLTA之前，還需要漫長的教育過程。
UTB沒有任何說服力，可以力証其國的多元友善。在國際事件動盪發生時，每個國家都有義務根據情況，而對事發國家發出旅遊警告。尤其是與人權相附相依的同性戀權利上，其反同法案，不僅顯示出該國社會沒有同志友善的空間，更展示出對同性戀者權利的漠視。
在一年內正式通過法案，到因為違憲而推翻，再到近日法官受威脅的種種事件看來。該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上，還沒有正確的基礎建築。更甚的是，可以證明反同勢力的狂妄，他們漠視法律，對法官進行攻擊威脅。
法律的基礎能夠保障人民在安全的環境下生活，人民相信政府能夠懲治犯罪者，而也能預設犯罪者會因為法律，而受到行為約束。這是約定俗成的對於共同社會的概念。在這件事情中，可以預設的是，法律不保障多元性傾向的人民，不符合國際間，如聯合國旨於保障同性戀者的概念。於國際對烏干達反同法案的制約期間，烏干達總統對於國際援助驟減，表示要是對同性戀者平等，是援助的附加條件，那麼其援助就是罪惡的。
一個國家總統公開表示相關言論，顯示出自身背後對同性戀者的不平等對待。深入的思考，其言論可以視為一個意識形態－同性戀是罪惡的。一個烏干達當地宗教的普遍概念，從總統口中說出，一個將宗教高舉過法律的國家，UTB有何面目表示該國對多元性傾向是友善的。
宗教在個人、社會和國家層次上，有何不同？
一個聚集體形成的組織，是否就是一個導人向善的宗教？在個人而言，宗教虔誠的信徒與人為善。在社會體系中，一堆虔誠的信徒，往往不一定是一個與人為善的好社會。它裡面包含了社會性的規條，而規條的背後就是指責、分化和懲罰，更甚的是兇殺。Gary F. Jensen於2006年發表的Religious Cosmologies and Homicide Rates among Nations:A Closer Look中，裡面試圖探討宗教（宗教信仰、宗教活動等等）虔誠度，根據1990-1993年和1993-1995年世界價值觀調查，以及1997-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在18個國家中，宗教虔誠度愈高，兇殺率愈高。
宗教虔誠度高的地區，並不一定是一群與人為善的信仰結合。也有其他可能性，例如貧窮或社會不平等，導向了人們對信仰的追求，又或者是歷史遺留宗教文化，皆有可能。我想指出的是，宗教能夠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也能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合理化。
以烏干達為例，以宗教之名理所當然的痛恨同性戀，交叉相乘的與法律扭緊，導出了反對同性戀是合理的，而法律也保障反同者侵害的權力。長久以來，法律的允許（該法案前的反同性戀法律歷史悠久）和信仰的推動，把個人層次的宗教，推到社會性宗教的普遍侵害，再由社會性的宗教推到國家性的宗教，自然而然的與法律糾纏。傷害同性戀者沒有罪，不論是道德上還是法理上，因為法律就定立了規條，最高刑責是可以定死罪的，所以再反過來教育下一代同性戀是罪，不管是宗教還是法律，它必然是罪。這樣一代傳遞一代的信息，最根本的宗教乘以法律的偏見，由國家推到社會，最後推回個人層面上。試問，這樣的惡性循環，真的是僅僅推翻一個國家反反覆覆的反同法案，就可以的嗎？
烏干達宗教之箭，何日可以停下，不再朝向同性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