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進步黨蔡英文主席今（13）日參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自救宣言再出發」研討會並發表專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全文：
我們敬愛的彭明敏先生、台教會理事長，同時也是今天的主辦單位呂忠津教授，以及在坐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受邀出席《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的紀念研討會。我從今年主辦單位的海報圖上，看到一朵大大的太陽花，就可以知道，主辦單位舉辦這次研討會期待彰顯的意義了。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傳承與超越：邁向台灣民主的第三條路」，剛剛呂忠津教授致詞時也有提到，當年「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有提到「第三條路」的問題，於是我們就要回顧這50年來，我們要如何在這條民主的道路上傳承與超越。
今年，對許多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來說，是個令人振奮的一年。而我想，如果將這一年，放在整個台灣民主發展歷史上，也會是個關鍵的轉折點。
三月初所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不僅震撼了台灣，事實上，也震動了國際社會。不過，我想對台灣社會長遠的影響，不僅僅只是如此。事實上，真正讓我們感到震撼，甚至是欣慰的，或許更應該是看到台灣下一代的年輕人，那種面對民主價值遭到踐踏時，那種奮不顧身，極力挺身捍衛的行動與勇氣。
我想，這樣的行動與勇氣，與五十年前，彭明敏先生和兩位學生，在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時的精神與勇氣，應該是一致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彭明敏教授與那一代的許多前輩，他們所共同追求的民主與自由，在我們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人身上，都看到的了某些成果。而這個成果，我相信，還會繼續茁壯下去；而只要繼續茁壯下去，台灣人民在未來，將一定能夠實現彭先生在五十年前所勾勒的未來。
不過，要如何從前輩們在五十年前，所提出的方向，到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具體的落實，傳承給下一代之外，甚至提供下一代人能夠超越我們的條件；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我們知道，自救宣言是1964年，由我們在座的彭明敏先生以及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所共同起草的一份宣言。這份宣言起草的背景，是國民黨政權凍結了憲法上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以遂行專制統治。
這份宣言，明確的指出了一條道路，也就是：自救這條路。台灣社會在這條路上，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我們的民主化開始逐步實現，然而和自救宣言所揭櫫的目標，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多少年來，台灣人民的心血付出，造就了今天台灣的民主化現狀，然而我們也需要正視，台灣的民主化到今天還不斷遭到傷害與破壞。這正是318年輕學子們必需要挺身而出，捍衛我們民主體制與價值的原因。從318學運引發台灣社會對民主的關懷和擁護，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自救宣言已經有了良好的傳承，自救宣言的精神，在台灣下一代青年的身上，已經得到落實。
適逢《宣言》發表後的五十週年。我們雖然經歷了政黨輪替，民主制度也逐漸被建立起來。然而，這幾年以來的諸多事證，充分說明我們的民主制度並不完備，而且某種程度來看還相當的脆弱；換句話說，我認為，今天我們面對重要課題是：台灣的民主如何鞏固。
具體上來說，這些年來，我們最常看到的，是政府所作出的決策，與社會多數人的意志相違背；核四以及服務貿易協定等爭議，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的國會，被多數黨給把持，國會的決議，經常出現執政黨的黨意勝於一切，真實的民意絲毫不被尊重；甚至，執政黨的黨意還經常站在民意的對立面。這代表我們的代議制度出現了問題，也正面臨困境。
台灣的未來，當然是由台灣2300萬人來決定。這不僅僅是五十年前《宣言》裡頭所指出的道路；同時也是台灣當前社會所凝聚出的共同價值，我過去曾經多次的提及兩岸關係的未來若要尋求解決，就必須優先建立台灣內部的共識，正是基於這個基礎的主張。
今天，台灣所面對的危機與挑戰。我想，我作為民主進步黨的黨主席，除了提出問題，也必須提出我們提出解決的方法。
第一、 對於民主制度，我們仍然必須持續改革。
如同我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民主制度已經面臨到必須改革的時期。這個改革，必須要從憲政制度上作出調整。我們代議制度的設計，必須改變現在只有大黨才能夠生存的結構；應當要讓社會中不同的聲音可以進入政治體制裡，立法院的席次與結構應當更能夠反映社會多元的面貌。
現在的國會裡，任何一個大黨只要壟斷了國會的多數權力，就能夠一意孤行的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這正是代議制度的失靈，我認為我們應該要修憲解決這個問題。而除了代議制度之外，我們更應該將屬於人民自決的權利，還給人民，我主張應該要修正公投法的門檻與公投審議委員會非民主審查的規定，讓人民可以行使直接民主。
第二、 我們必須發展自主的經濟產業，擺脫失衡的經貿模式。
台灣固然不能忽略與中國的經濟往來，但是我們對於現任政府持續推動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以及極不重視台灣產業政策的發展深感憂心與不滿。我們的經濟發展呈現停滯多年的困境，今天需要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因此，我們要規劃出新的總體經濟戰略。
具體上來說，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該要適度調整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結構，加強內需產業，並且檢視現有的產業環境，鬆綁法規，尋找新動能，讓創新成為可能，才能夠讓總體的產業結構能夠平衡發展，避免台灣的經濟發展動能，過度受制於外部因素。
其次，則是要調整對外經濟戰略。我們要透過平衡且多元的經貿戰略，有策略的與主要貿易國家強化經貿連結、簽署FTA，更積極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如TPP與RCEP，與此同時，更要啟動台灣經濟與產業轉型的工程，幫助台灣找回新的發展動能。
上個月起，民進黨已經開始召開公民經濟會議。「公民經濟」的概念，在這幾年的國際經濟學界已經有許多討論，它的精神在於，主張公民經濟的人都相信，經濟不止是經濟學家的事，經濟是所有人的事情。
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應該對經濟政策有發言權，而政府規劃的經濟政策，也應該思考除了成長之外，關於提高就業與公平分配為關懷的政策方向，因為我們已經發現，過於劇烈而無法改變的貧富差距，將影響到全球經濟的成長；而要解決這個不公平的問題，關鍵不在市場，而在政治。
第三、 國家主權的未來，讓民主繼續的深化、讓下一代人能擁有一個更完備的民主制度，讓下一代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
學運之後，我們看到許多年輕人都說：「自己國家要自己救」。但是，我們的國家，到底提供什麼樣的環境，讓他們能夠自己救自己呢？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嚴肅對待的課題。我們這個世代，是生長在台灣經濟成長最富裕的年代。我們這一代，比起下一代，客觀上的生活條件，我想，應該是相當優渥的。可是，我們這一代，必須要反省的是，我們這代人是否過度的使用了下一代的資源？導致下一代的生存空間受到了擠壓？比方說，政府近年來過度的舉債，還有年金保險等等的議題。這些問題，都關乎世代之間的分配正義，都是不同世代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自從我擔任黨主席以來，我相當在意年輕人的聲音。我覺得，我們除了要在經濟政策上，給下一代人，有一個能夠自由、創造的空間之外，我想最具體上的做法，就是鼓勵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鼓勵年輕人關心國家、關心社會。讓年輕人，透過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
而我們最近在積極推動青年參政計劃，找年輕人選里長、扎根地方，辦青年議會，開創年輕人參與、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讓年輕人形成自己的意見和決策。我相信，我們台灣下一代的年輕人，將能夠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能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未來，要自己來決定；台灣人的未來，也只有台灣人可以自己決定。
《自救宣言》發表至今，已經歷經了五十個年頭。台灣民主發展的三個關鍵問題：民主制度、國家主權以及國家的未來，其實早在五十年前，彭明敏、魏廷朝以及謝聰敏先生就已經提出。不過，這三個問題，在歷經了五十年，直到現在我們依然持續在面對，而這三個問題，也仍然會是台灣下一代人要面對的問題。
只不過，歷經了幾十年，在台灣許多人的努力之下，這些問題，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已經比彭先生當年宣言提出的時候，條件還要好很多。但我想，面對我剛才所提出的三大困境，我期許，我們這一代的人，能夠再努力的為台灣的下一代，開創一個更好的制度條件，去做我們年輕時候夢想要做，但卻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引用美國開國元勳John Adams講的一段話，來作為我今天專題演講的結尾。它的大意是說，「我們要認真學習政治和戰爭、這樣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學習數學和哲學」。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職責，即是將民主、自由以及那些前人所舉出的理想和價值，能夠真正的落實在這個國家的制度上。這並不是說，要讓下一代人不再需要追求這些理想和價值；而是，我們應當讓這些價值能夠成為他們與生俱來的本能，成為他們日常呼吸的空氣一般稀鬆平常，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追求我們這一代人來不及追求的價值與生活。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台灣民主的第三條路：傳承與超越。
僅以此篇演講，向宣言五十週年的諸位起草人致敬，也是我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一點期許；同時，更是對下一代人的期待。
謝謝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