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 台日公民社會為何無法建立對話、合作與連帶?（下）

修正「非現實」的現實主義戰略

從而，筆者對日本進步行動者的建議是，在日本國內議題上，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在這幾年來迅速成長，一方面你們對其保持批判嚴厲的同時，更應意識到是什麼樣的國際政經因素，造就了今日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意識形態再興的溫床。日本公民社會的進步行動者若不能跳脫既存左右對立或冷戰結構的認知去面對今日整個東亞的大結構問題、不願意跳脫國內議題的侷限，進一步將議題關懷延伸到國外，乃至對總體的國際關係結構進行再認識，然後積極面對中國國內苦難中的公民社會，以及深受中國帝國主義擴張所害的台灣、香港、澳門、圖博、新疆，去提出進步的主張與行動制約中國。那麼就如同過往的日本左翼、乃至今日部分進步人士，自以為現實地選擇敵友關係而避免積極批判中國，卻徹底放棄對於東亞區域自由民主人權問題的話語權，毋寧是今日日本在關心台灣、香港圖博的中國因素、以及中國內部人權問題的場合，由於進步論述都缺席，造成話語權拱手讓予保守派的結果。

而當部分進步／左翼人士對於台灣部分行動者選擇與日本右翼進行合作表示嗤之以鼻時，卻也諱言許多左翼選擇將情感擺盪至另一端、活在過去對「紅色中國」存在脫離現實的幻想、或者自認現實地在「敵友決斷」中選擇「聯中抗美」的路線。筆者的回應常是，「張開眼睛去看看中國今日的作為吧！」「與日本保守派合作的台灣人與你們的差別，不過就在於他們是『現實』的選擇與敵人（中國因素）的敵人（日本右翼）進行利益交換與合作；而你們，則是有些人還活在已成為過去式的冷戰結構認識中，連當前的敵人是誰都沒搞清楚，就繼續自以為『現實』的在國際關係戰略上選擇與敵人（安保架構下的美帝+日本右翼）的敵人（中國）合作。」

進步左翼政黨更有義務提出中國因素對策

再者，既然所謂「中國因素」已經明顯成為日本國內重大議題的重要結構原因、以及國民普遍焦慮的根源，那麼筆者認為日本的進步／左翼政黨事實上就不應該再消極地主張「中國有問題，中國內部會自己解決」、而是有義務提出具體的政策去回應日本國民對於中國因素的焦慮與恐懼。並且，相對於保守派以修改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以擴張武力行使，形成與中國進行積極軍事抗衡的策略，筆者認為進步陣營本擁有更好的策略，即是必須更積極的透過對中國主張、甚至輸入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進步價值、以及聲援受到中國因素迫害的週邊國家、地區，以造成中國政府極權體制更大的壓力而得以牽制中國，這相對於保守派的軍事強碰路線、毋寧是進步陣營可以回應日本國民的「中國因素焦慮症」更佳的具體政策。

台日公民社會交流可能嗎？

今後台日間的公民社會是否存在與台港間般進行合作乃至形成連帶的可能性，筆者的看法並不樂觀，在這裡就先省略上述的既存結構性因素，接著提出兩個出自自身經驗的觀察：第一，語言不同造成彼此間理解與交流的最大障礙。台灣公民社會當然不了解日本，相對的，日本公民社會或進步陣營更是對台灣一無所知，當語言作為交流的結構性障礙無解，例如以下的問題就不會少：318學運後台灣終於在主流媒體出現曝光機會，幾個左翼政黨以及社運組織嘗試與筆者對話，但他們對台灣這波新的公民政治力量的理解，竟然是一場「台獨勢力的極右翼法西斯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就他們觀察，一來日本國內主流媒體中極力表態支持與論述者，大多是所謂的日本極右翼人士；一來，部分傳統左翼社團更直接接受他們來自台灣的統左盟友的定調指導，給予台灣學運敵視的評價。

然而，語言造成兩國公民社會間資訊傳播的障礙，也正是何以從今以後需要積極與日本公民社會對話的原因，當台灣的新進步公民政治力量可以直接在日本進行論述時，自然也就可以避免遭到不當的詮釋以及誤解，並且在東亞社會運動全面沉寂中一枝獨秀的台灣的新公民運動，筆者認為在311後普遍開始探索、親近台灣的日本社會，是相對存在論述市場的。

第二，新興社運的議題障礙性。2011年以後由於311東北大地震所造成的福島核災，日本社會興起了一波新社會運動，這股新興的、與過去社運脈絡完全無關也不受影響的「反原發」（反核）而起的新興公民力量，或許是台日公民社會交流的全新契機，但反核議題本身在論述上因為無法延伸至區域與國際關係，這讓日本的反核新公民運動相對難以直接成為台灣公民運動脫離單一議題、進行組織連帶去挑戰中國因素的對象，相對而言，關於集體自衛權解禁等議題，筆者則認為在論述上就相對有將觀點提升到中國因素影響層次論述的可能性。

不過，其實311後以反核為主軸的新公民運動所成就的土壤，勢必也意味著在日本開始有新血願意投入社會議題來思考與行動，有機會成為跳脫既存左翼的教條主義框架的新勢力。而三月學運後，的確也可以發掘在網路言論與部分進步學者的論述中，找到從進步價值立場給予台灣學運正面評價的論述，只是這些值得肯定的論述，似乎仍與具有實力的組織行動存在極大的距離。

最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與日本今日執政保守陣營的關係呢？其實，作為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者，如果明確認知任何的議題交流都具有基於兩造行動者的核心關懷而衍生交換目的性，那麼即便台灣公民社會認知在進步意識形態上與日本保守派「道不同」時，也仍必須明確認知台日間交流的核心目的，乃在於透過區域間的戰略、經濟結盟，以確保台灣主權的完整性與國際空間，因此似乎也就不應急著否定在國際戰略與區域安全保障上，與保守陣營謹慎的利益交換中、「相為謀」的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