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自甘落後的地方在哪裡？

八月六日《華爾街日報》刊出一篇題為〈台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的社論，文中指出台灣人民選擇經濟孤立、阻礙與中國經貿自由化進程將傷害台灣的經濟競爭力，並將暗示台灣人不顧當政者的警告一意孤行，歸咎台灣落後的結果於今年三月間發生的太陽花學運。 

國內中央社與聯合報轉載後，獲得相當程度討論，一方面是由於台灣事務在外媒曝光度一向有限、二則將經貿自由化與經濟成長畫上等號的概念是執政者所樂見的輿論轉向。然而，該文錯漏百出，僅在結論對了一點。

錯漏的部分可以分幾個層面討論。

首先是制度面：台灣並無法律可審議與監督約束與中國的條約簽訂。三月份爆發太陽花學潮並非肇因於台灣人反對自由貿易，而是國民黨立委張慶忠援引錯誤法條試圖令與中國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不受國會監督即行通過。該運動要求政府與國會建立人民能夠審議與中國簽訂條約的機制，至今尚未獲得國民黨政府的善意回應。

其次是技術面：貿易自由化亂簽不如不簽。台灣的服務業四百多萬就業人口、佔整體GDP七成，但台灣經濟部在服務貿易協定的簽署上，無法提供細節量化的的具體的經濟影響評估，該評估內容更是錯漏百出。經貿外交的談判代表被馬政府推上談判火線，卻對於談判影響所及所知有限，如同盲眼行車，更遑論能夠在事前準備談判策略。

最後是經濟面：草率的自由貿易將傷害台灣的長期競爭力、加劇台灣貧富差距。《華爾街日報》該文的核心論述為台灣若追求經貿自由化可提升國家競爭力。該論述一直以來是西方經濟學論戰的核心。去年至今受經濟學界廣泛討論、受兩位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讚揚重視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新書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的結論中有三點值得台灣人與台灣政府深思：一、知識的普及與對知識與技術的投資才是長期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的主要動力（並非貿易自由化）；二、越完美的資本市場（自由貿易、低稅率等）更可能加劇貧富不均； 三、財富分配是政治問題，不能透過純粹的經濟手段解決。

透過上述面向可以得知，馬政府貿然與草率地推動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僅無助於解決台灣面臨的經濟問題，更會加重之，並連帶惡化財富分配不均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而太陽花學運可說是意外的阻止了這個難以逆轉的惡化過程。台灣經濟眼下所需要的，是對人才與技術的投資、創造更公平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以及長遠的產業規畫與研究；而非令人才與技術外流、加劇不公的貿易自由化。

儘管《華爾街日報》有以上的嚴重錯漏，卻也有一點重要也正確的結論：台灣人自甘落後。台灣人自甘落後不在於對貿易自由化的猶豫，而是在於其造成權力與財富世襲的毫不猶豫。國民黨是全球民主國家中最富有的政黨，國民黨的政治領袖中，馬英九、朱立倫、郝龍斌、連戰、林益世、吳志揚等人皆為國民黨中央地方政治家族的後裔，黨國與財團利益盤根錯節。台灣選民選擇世襲鉅富與權力的政治圈內的人物，反映了對自身與公共利益的不重視，拱手將自身利益讓與權貴集團掠奪。

身處普羅大眾的99%卻維護另外那1%的權貴利益，才是台灣人的自甘落後。 這是《華爾街日報》該文貼切的結論。而拒絕落後的作法則不是支持盲目的貿易自由化，而是拒絕身為權貴的政治人物：台灣人是否自甘落後，還得觀察那權貴的1%（如國民黨與權貴中的權貴連勝文）是否在年底直轄市長選舉中，能再次獲得選民託付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