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中的身體經驗與低頭族

在網路上看到一則被轉載多次的圖文〈原來，人類並不是有了手機才當低頭族〉立刻聯想起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後，立法委員江惠貞批低頭族把命滑掉、林德福要捷運局加強宣導民眾按緊急鈴、張盛和批民眾沒見義勇為等發言。除了感慨政客們不經思考的發言為社會製造了些波瀾之外，或許在此起彼落的罵聲中，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思考「低頭族」和城市的關係。

 

十九世紀城市現代化的號角從歐陸響起，城市中出現寬闊的街道、拱廊街、煤氣燈，就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觀察，人們在城市中開啟了新的身體經驗，例如在汽車、火車、電車出現前，人們很少相視不語，或在拱廊街經驗有別於鄉村的商品消費邏輯。種種經驗都顯示現代城市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和城市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更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異化。

 

我們不難想像大量人口流入城市，進入現代化工廠裡勞動的情況，人就如同卓別林《摩登時代》裡描述的一樣，儼然是喪失主體性的個體。短暫人際接觸發生在街道、交通工具、大型建築中，人人都成為城市裡的陌生人，因而發展出新的社會關係。Edward T. Hall曾指出我們依據和他人的親疏關係，而區分出不同的人際距離，也就是能讓我們感覺安全與舒適的距離。Hall的分類包括親密距離（intimate zone）、個人距離（personal distance）、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與公共距離（public distance），就公共距離而言是3公尺以上，陌生人的距離若太近、踰越了個人主觀的安全範圍，則讓人感覺尷尬、不安，尤其在互動時間很短的情況下，我們難以找到後台躲避，因此沉默不動作成為許多人的選項，但若有其他事物可以協助自己掩飾，那麼則能讓自己感覺自在些。

 

低頭刷機的英文是phubbing（圖片來源：digitaltrends）

 

回到捷運車廂內，進入車廂使我們不像在街道般可以自主移動、也不像在電梯內只要盯著地面、電梯數字面板不過數十秒就可以離開密閉環境、拉出安全距離。捷運類似於公車，但行車穩定性高的特性讓我們更容易在車廂中找到躲避不自在感受的方式（大概可以理解搭乘公車走走停停，這兒又拐個彎，做其他事很容易暈車吧），而可以使人進入無視他人、掩飾尷尬、稍稍恢復自在感的身體經驗狀態。也因此，如果有更能賦予「低頭」一點「正當性」的方式，大概會在捷運族中大受歡迎也不大意外了。

 

滑手機相較於閉目養神（很累）、看書（勤奮認真），提供了更多元的「正當性」，並且還是個人化的、每個人擁有掌握訂定屬於自己的正當性的權力，這完全超越過去對「活用零碎時間」的狹隘定義，也因此如雨後春筍般的商品（APP）出現，透過商品化零碎時間，短暫解除人們在空間中的不安。

 

依循這個邏輯思考，低頭族是現代獨有的現象嗎？應該不是的，自從現代城市興起，城市中的短暫接觸經驗、與陌生人在個人距離內的共處經驗，至少在19世紀時就出現的，那麼「低頭」自然而然地成為人們的身體經驗，差別在於「低頭的理由」不盡相同罷了。

 

倫敦（圖片來源：unplash）

 

試問批低頭族把命滑掉的立委，如果「低頭」作為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一種必然，那麼您的「善意提醒」有用嗎？試問提倡宣導民眾按緊急鈴、批民眾沒見義勇為的立委、官員，城市中人與人的互動時間非常短，更別說緊急情況下的例外，還有個人反應時間與心理判斷。

 

上述大一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概念，或許值得官僚體系參考。如果不思考人在城市中的身體經驗，那麼再多的批評、派再多警察到捷運站，或許到頭來也是無濟於事。國家力量的監視（警察、監視器）、民眾的自我監視（透過宣導要求民眾提高警覺），這種治理術所換來的，是瓦解人與人的信賴、將陌生人間的牆築的更高。讓城市中人與人的關係更加疏遠，會是長治久安的解決之道嗎？面對當前幾乎不可逆的城市生活，我們需要的是何種身體經驗？這或許值得你我共同想想，才能真的避免下一場隨機殺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