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吹水】郭董很忙（下）：「發爐」的是關公還是中國？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霸氣十足地撂下「哪家公司給22Ｋ，我買下加薪」的豪語之後，由於深陷旗下子公司群創員工的爆料吐槽的事件中，讓郭董調薪道德呼籲背後的政治意涵，轉移成狗仔演藝新聞而失焦。事實上，自從郭董那席「哪家公司給22Ｋ，我買下加薪」的豪氣干雲的放話之前，郭董首先對準學運出關之後開始流行的「路過」風氣進行嚴厲批判，不僅指出學生或年輕人的「路過」風潮或阻街活動，都是社會成本的耗費，並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民主對ＧＤＰ無任何幫助」。

 

 

不意外的，郭董此言立即招來各界抨擊，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認為郭乃「企業家鼓吹獨裁，很可怕」，中研院副研究員黃國昌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郭先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待太久，思維模式全和中共一樣，只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人權和民主」。的確，郭董「先貶民主，後加薪」的發言，其實讓人懷疑，發爐下指示的可能不是關公，而是對岸中國主子。

 

中國「發爐」？

 

其實，中國「發爐」指示，此並非第一次。2012年1月的大選投票前，郭台銘董事長即跟多位在中國有重大經濟利益關係的資本家召開記者會，放言台灣選民若不支持「九二共識」的馬邦伯，台灣經濟將因為中台關係生變，招致重創或嚴重後果云云。彼時，郭董更倡言，台灣必須進入「政治要替經濟服務」的時代；儼然，黃國昌嘲諷的中國住太久，思維都中共化了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

 

 

此次，郭董的「先貶民主，後加薪」的邏輯，依舊是「政治擺兩旁，經濟放中間」。如果政治是形而上靈魂所依附的精神與價值兌現，經濟是物質所填充的形而下肉體，那下條子指示的應非「忠義與勇武」的關公；畢竟，根據民間「關公形象」的主要演繹來源《三國演義》書寫，關羽盡拒曹操賞賜，留書辭別，展演一齣膾炙人口的「千里走單騎」與「過五關，斬六將」故事。反倒，全世界對物質主義最為熱衷與氾濫的中國，及其背後鼓吹此種統治手法的中共，比較可能是郭董背後的中國香爐指示源頭。根據2013年末，法國市調公司(Ipsos)的「全球物質主義、理財和家庭態度」的調查中，中國社會對於物質沈迷的程度，在世界各國中拔得頭籌呢。

 

然而，郭董此種傳達中國發爐的指示，剛好劃錯重點。台灣年輕世代的怒吼，或許是因社會崩壞，黯淡的經濟未來所推促而走上街頭，但這次的年輕世代的怒吼聲中的佔領國會、衝撞行政院、路過中正一…等等，其實是用行動對既有政經秩序與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提出根本性的質疑。

 

如同烏克蘭的年輕人一樣，他們不滿流亡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把國家的列車駛往俄羅斯經濟體此種銜含濃重「朋黨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政治徇私(favoritism)的經濟體系中」，因為烏克蘭的民主與社會崩壞，在在說明著烏克蘭當前政經遊戲的贏家，成就的往往只有少數的「權貴」資本主義，並讓烏克蘭社會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繼續封存。

 

 

因此，318運動浪頭上的年輕世代，他們會出人意表且令人激賞地呼喊著「公民憲政會議」；畢竟，他們知道國家與社會發展的方向與步履，不僅蹣跚失序、更陷踉蹌狼狽，而無能的上位者馬邦伯政權，除了使出空洞真言之外，根本無能也無力面對處理。在這一點上，台灣的反服貿年輕世代的心跳頻率，跟烏克蘭年輕人是所差無幾的。

 

中國香爐發啥米？

 

郭董傳達的中國香爐指示「貶民主，倡加薪」，其實正是中國跟馬邦伯一貫的操作手法，將民主跟經濟利益對立，亦即「腹肚 vs.佛祖」的兩造互斥。當二者對立之時，經濟動物性格的內建機制，便讓台灣人民可以喚起過往國民黨政權，利用經濟發展以填充抵換其威權統治所導致的正當性赤字狀態。但這種拼經濟的法螺，實是老梗招數，且在馬邦伯過度濫用下，早被年輕世代看破手腳。

 

再者，中國香爐的指示，也意味著經濟性格若能充盈整個台灣社會，那中國拿下台灣最好的方式，即是用「買下」的方式，而非可能引起美方跟國際干預的武力奪取。因此，若台灣社會有太多此種以形而上的精神、文化與價值堅持所託付的靈魂，則「價值與靈魂無價」的現實，將讓中國無法輕易透由買下的手法，將台灣收進中國口袋內。畢竟，企圖透由「經濟歸經濟」的催眠曲，並把兩岸經濟一體化當成單純「經濟」問題，在此次年輕世代的奮起過程中，已然破功。

 

此外，腹肚跟佛祖的關係，其實是矛盾、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係中。對民主議題研究頗深的社會學教授Dietrich Rueschemeyer，認為為了爭取民主參與而鬥爭的工人階級，常會比較少面臨鬥爭的工人階級，更具凝聚性與政治基進性。換言之，「不斷鬥爭」的工人階級，是拉起捍衛自身的權利與權力的馬奇諾防線的保證，那台灣社會內部不斷鬥爭中的公民，將是台灣人民權力跟權利在馬邦伯治下不斷下修或倒退的最佳防線。

 

同時，美國學者Douglas Kellner 和Steven Best在考察普遍性的人權或民眾權利之時認為，民眾享有的權利跟自由本身，都是特定歷史脈絡之下鬥爭的產物，並非本質性存在。亦即，每一個國家人民享有的權利的程度或水平高度，其實是鬥爭下的產物，也因此讓我們知道「權利」並非給予或既定的，且經由鬥爭所建構打造，鬥爭既然是一連串變動不居的動態過程，那某國人民的權利內容清單，也並非固定的與一致的。職是之故，民主跟集會結社的自由，是人民鬥爭屬於自己福祉的程序性工具，鏽蝕的民主跟集會結社的權利與權力的腐朽，都必須加以嚴正捍衛。

 

由此可見，民主的生鏽，導致學生衝佔立院，抑或後來警局剝奪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引發的路過中正一事件中，都可看見年輕世代早已充分體會到「佛祖與腹肚」的對立是假議題。畢竟，良好運作與充分代表人民心聲的民主跟集會自由—人民鬥爭的武器，是年輕崩世代或基層民眾隨著社會發展不斷調高或變動的需求得以兌現的保證。

 

至此，郭董背後發爐的那個2012版的中國香爐，還會奏效嗎？太陽花世代喊出的「公民憲政會議」，跟蔡英文去年的「國是會議」，抑或蘇貞昌日前提出的「憲改七大主張」跳動的頻率逐漸合拍，表示公民社會跟政治力量都已知道該是根本性地指向台灣國家發展的基石與方向問題時，那馬邦伯還能用「經貿國是會議」—一種中國香爐隱藏版，將台灣問題化約成簡單的經貿開放，以為「烏龍繞道」的手段嗎？

 

 

端看2012大選前與現在，同樣是郭董背後中國發爐的指示，社會對郭董的批評聲浪雲泥之別，便可知，「笨蛋，問題在憲政政治，而不是經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