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馬英九在總統府接見了包括中國青年作家韓寒在內的十五位中國各界人士，韓寒於返回中國後在博客發表文章〈太平洋的風〉記錄訪台期間的見聞。
圖說：中國著名公共知識份子韓寒。圖片來源：網路
韓寒的文章發表後，在海峽兩岸一時洛陽紙貴，甚至被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引用。馬英九在「五二零」就職演說中，提到了韓寒對台灣的讚美：「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最近大陸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台親身經歷：計程車司機拾物不昧、眼鏡行老闆熱心助人，都讓他震撼與感動。」
其實，韓寒的論述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之下的「台灣榜樣論」，焦點在中國而非台灣。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我紐約參加一個海外人士組織的關於「太陽花學運」的研討會，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人士都持與之類似的觀點：對學運造成的「亂像」憂心忡忡，對學生衝擊現有政治秩序的「激進行為」不予認同，希望台灣保持作為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榜樣和範例的地位，而目前台灣局勢的動盪有可能會引起中國民眾對未來民主化的負面印象。
這樣的擔憂當然有道理，但它又是自私的。
這種一廂情願地希望台灣凝固化為一個美麗的標本的想法，看似恭維台灣，實際上是為了維持中國人的思維的惰性和對責任感的逃避：共產黨不是說民主是西方的、白人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嗎？台灣的成功表明華人搞民主也能搞得很好，既然台灣能搞好，中國也能搞好。
這種思維方式背後，是臣民社會裡變種的偶像崇拜。台灣不是一個被父母嚴格管教的小孩子，必須時時刻刻在客人的面前扮演溫良恭儉讓的好形象，如此才能讓父母大有「面子」。台灣民眾不能為了讓中國民眾對台灣始終存有虛假而美好的想像，而忍辱負重、忍氣吞聲，沉默地面對威權回潮的政府的胡作非為。
況且，所有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都存在各自的問題，沒有哪個國家的轉型是完美無缺的，可以照葫蘆畫瓢地拿來為中國所用。台灣的某些經驗固然可以為中國所效仿，但絶不可照單全收。反之，台灣的若干缺陷亦可成為中國民主化啟動之時的前車之鑒。
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正在進行式」，而不是「完成式」。比如，由於沿襲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台灣的憲政架構存在嚴重缺陷，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可能與必要；由於民主化過程中對轉型正義的忽視和迴避，台灣社會中種種非民主因素宛如人身體中的隱疾，還會時不時地發作。
「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對國民黨的無限美化。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台灣社會雖然逐漸實現了民主化，但國民黨至今仍未轉型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黨。換言之，作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的身上，仍然存在着大量蘇俄式的專制政黨的遺傳基因。
這一事實，中國的許多「公知」偏偏視而不見，因為「共產黨足夠壞」，便推導出「國民黨足夠好」來。於是，「民國風」和「國粉」（國民黨粉絲）在中國成了一種時髦，有不少中國的熱血青年多少冒一點風險地跑到南京中山陵、昔日總統府舊址和奉化蔣介石老家這些具有象徵性的地點展示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幟。
這種觀念自然也波及對馬英九本人的評價。馬英九親中賣台，已成為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普遍觀感，馬英九本人不得不在記者會上多次反駁「賣台」之說。不過，馬英九或許沒有想到，以中國自由派「公知」著稱的笑蜀居然成了他的忠心耿耿的辯護士。
笑蜀說：「我根本就不相信馬英九會賣台。馬跟蔣氏父子一樣，對紅色的恐懼和戒備是根深蒂固的。別的不談，只問馬在大陸的親屬多少人死於非命，就都明白了。」
這就是「血統論」，「文革」期間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為了否定它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四十多年後笑蜀卻仍然沉浸其中。若以此而論，中共的第四號人物俞正聲在毛時代家破人亡，他如今為何繼續為共產黨打工呢？
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刻意迴避和妖魔化
很多中國「公知」選擇「反反服貿」的立場，潛意識裡是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理念的驅動。
這些人士可能堅定地反共，但絶對臣服於「大中華」意識形態之下，因此視台獨及「分裂主義」為洪水猛獸。正如連戰到北京說出「聯共反獨」的心裡話，很多中國貌似傾向民主、自由的「公知」，心中也會有「聯共反獨」的想法。
余英時先生在支持台灣公民運動的文章中寫道：「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他雖然遠在美國，其觀察卻一針見血：這場看似台灣內部的紛爭，最終的矛頭指向北京。
這段話刺痛了鄢烈山之類的「統一派」的敏感神經。
鄢烈山批駁這是「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余英時這種論調就是馬英九和江宜樺所說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這種思維是有意無意把『黨』和『國』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談論，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底色，與民進黨某些人利用人們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獨的宣傳思路是一樣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國』，也是『中共』。這樣一來，似乎反『統一』就是反『獨裁』，捍衛民主體制了。」
這段論述中，鄢烈山引用馬、江等國民黨當權派的說法和共產黨創造的「逢中必反」的詞彙，來給余英時和學生們扣帽子，這才是如假包換的「文革遺風」。
鄢烈山對從來沒有對中國人實施過暴政的民進黨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正在實行獨裁統治的中國共產黨的憤怒。這種似乎沒有來由的仇恨，實質上就是對台獨的仇恨，就是「大一統」的信仰者對一切堅守獨立、自由價值的人們的仇恨。
鄢烈山批評「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是「反統一」，其實「統一」這才是他自己的「親共症和歷史盲點」所在。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試煉中國「公知」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面「照妖鏡」。
不破除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價值。中國政治學者劉軍寧指出：「從秦始皇到現在的這兩千多年間，有一條貫穿中國政治始終的主線：這就是『大一統』。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十一世紀，從帝制到『民國』都沿襲『大一統』的政治邏輯，都致力於構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自多政治中心的春秋時代以降，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秩序的本質特徵是一成不變的『大一統』。」
從近代梁啟超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讓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借屍還魂」，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蘇俄式政黨以「黨天下」作為帝制時代「家天下」的升級版，至今「大一統」思想仍然宰制着兩岸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精神世界。
大一統的禍害，西方思想家早有論說。
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中國存在著國家這種精神實體，國家裏的個人被強制性地服從這個實體。沒有個人獨立的自我人格意識，也沒有建立在獨立的個人人格基礎上的憲法，因而也沒有主觀的自由。中國屬於歷史的「幼年時期」，雖然持續存在著，但直到今天並未有任何進展，是一個長期停滯的國家。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則論述說：「對於一統帝國不朽性的固執信念，還有更驚人的例證，那就是當它們因自身的消滅而證明了其生命有限時，人們卻在努力喚起它們的幽靈。……從遠東的中國後期文明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半昏睡狀態與排外狂熱的不斷間歇的出現。」
不走出大一統的霧霾，就看不到台灣的未來。自由主義先驅胡適說過，強求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最大錯誤，「中國不適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倡導台獨運動，但這段話無疑為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勾勒出一幅藍圖。
五、法律至上主義
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若從時代和專業的角度來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的主體是文學家、九十年代的主體是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主體則是法學家和律師。有法律人背景的公知群體，對法治傳統薄弱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蕭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們在北大唸書時曾經是室友。作為一名具有法律人身份的「公知」，他因敢於在諸多敏感議題上發言，成為中共當局的「維穩對象」。我們在大部分社會議題上都有共識，也有一些分歧和辯論。
這一次，蕭瀚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台灣「服貿風波」與政治自由的邊界》一文，從法律至上和產權至上的角度否定「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策略。
蕭瀚指出：「立法院、行政院等國家政府機關確是人民公有產權，這些公有產權的主人是全體人民，但由於國家並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財產，民選政府就成為管理國家產權的當然代理人，這項代理義務當然包括在任何情況下保護這些財產不遭受非法侵害。因此，政府保證立法院、行政院等政府機關所在地免遭破壞，既是他們公產代理權所應有的權力和權利，也是他們作為代理人的義務。」
蕭瀚的着眼點在於財產權的神聖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神聖性。他認為：「立法院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最高的權力機構，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象徵性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可以說是代議民主制國家的名片，因此，立法院周邊附近可以遊行集會，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到立法院裡面遊行集會，更不意味着法律允許人們佔領立法院。」
他得出的結論是：「產權當然不可能涵蓋一切，但踐踏產權的政府必是強盜，不尊重產權和人權的社會運動必是暴民政治──古今從無例外。」
我不能認同這種法律至上主義的立場。在西方關於公民抗命的爭論，反映出的正是潛藏的絶對法律主義者和絶對的個人道德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大部分人處在兩個極端之間，而那些為公民抗命辯護的人則更多偏向後者。
首先，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為終極的信仰。所有人間的法律，包括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都是有限的。當法律和憲法違背了更高的公義，甚至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不正義的法律非法律」；那麼，公民有權通過公民抗命促使其修改、更新和提升，使之更加符合自然法或普世價值。
所以，立法院固然有相當的公共性和象徵性，但達不到「無與倫比」的地步。當代議制的運作與真實的民意出現嚴重落差，在現有的憲政體系內找不到改革辦法之時，既然立法院的「產權」不屬於政府而屬於人民，那麼人民佔據立法院也算是追回自己的財產權的方式之一。這是對產權的屬性的「重申」而非「踐踏」，不能輕率地用「暴民政治」來否定之。
其次，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民眾對法律可以持不同的態度。正如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所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當獨裁者這樣做的時候，如果民眾仍然不越雷池一步，那麼就很難有辦法推動公民運動。
今天的台灣不是獨裁國家，剛愎自用的馬英九算不上「獨裁者」，但是，台灣的憲法和憲政都還處於「半成品」狀態，法律至上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或許適用於憲政體製成熟的美國（在美國尚且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卻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如果學生和民眾不使用佔領立法院這樣看似激進的策略，就不可能逼迫「府院勾結」、「黑箱作業」的當權者作出讓步。
「太陽花學運」印證了漢娜•阿倫特的論點：「在我們政治制度中確立公民不服從，或許最有可能治療司法審查的最終失敗。」（本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