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曾任台大經濟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理事、台灣智庫董事長,目前是財團法人小英基金會董事。
我國的實質工資倒退回16年前,造成很多人的痛苦,有人把它稱為是國恥。高希均先生跳出來反批,他說「對強調市場機制的人來說,薪水所反應的是這個人的市場價值」,「決定薪資較重要的因素有三:教育程度、專業及技能,以及年齡」,「對於起薪低的現象稱之謂國恥,顯然太沈重」,「一個心智健康的人要靠自己的學習、品德、專業、意志力立足社會」,「如果起薪真的很低,要責怪的是自己沒有準備好」。他這些話看來好像有道理,低薪似乎是勞工或青年人自己的責任。但稍懂經濟學的人都可看出,他這說法只是局部的道理,而只有局部的道理並非分析事情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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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關場工人抗爭。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用經濟學最初淺的說法,工資和其他價格一樣都決定於供給和需求,而供給和需求都受許多因素影響,高先生忽視其他因素而只責怪青年人沒努力,是非常不公平的指責。
其實人民不滿的並非高希均先生所說的有人高薪有人低薪之現象,而是下列四種現象:1.整體實質平均薪資比16年前低2.很多人薪資比幾年前同樣能力的人低3.薪資比前四小龍其他國家相對下降4.同一個人到外國工作常可得高很多之薪資。這四種現象都和我國對勞工的需求不足較有關,而和個別青年人的能力較無關。政府和知識分子必須詳細檢討其原因而加以改善,不應隨便把責任全推給青年人而盲目為政府辯護。
懂一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讓勞工需求相對下降的幾個重要原因近年都在台灣發生。首先,若企業投資較多而使每個勞工可有更多資本來合作,勞工的生產力通常會上升,而使對勞工的需求及工資上升。但近六年我國的淨投資都低於2007年好幾成,工資當然難漲。
其次,若企業有能力讓產品很特殊,在國際上有競爭力而可賣高價錢,則勞工的生產價值就較高,對勞工的需求也可較高。但我國近年出口產品打不過韓國甚至中國,而使其價格一路下跌,當然付不起高工資。
第三、如果整體產量增加較快,對勞工的總需求增加,工資也會上漲。但我國產業大量外流,而新產業相對於外國卻發展甚慢,總勞動需求因而無法增加夠快來提高薪資。第四、我國還大量開放外籍勞工而增加勞工總供給,也要大量開放外國產品及服務來爭奪內需市場,所以對本國勞工的需求也因而下降,使工資難以上漲。政府未能解決這些問題甚至用錯誤的政策使它們惡化,媒體和知識分子若不明辨和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卻盲目責怪青年人不夠努力,那就有點像是國恥。
我不是說青年人都很努力,能力都很足夠。有不少青年人確實應該更努力改善其能力,但這不表示政府、企業、和社會沒有更大的責任。何況青年人能力不足不符合產業需求的問題,政府和社會也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是我們的教育制度把青年人教成不符合產業需求的。我們的教改談了幾十年,都在學費高低、免試升學、教授治校、國外發表論文、乃至要學更多文言文及中國古老思想這類問題上打轉,很少去努力追求因才施教以使每個人的潛力能發揮的多元教育方式,也少有因應市場及技術變化而靈活改變科系人數和教學內容的辦法。
我們的教育以公平為名,而在實質上把學生塞進同一個模子裏,當然培養不出多樣化,符合各學生之特質潛力,也較符合產業多元需求的人才,或者是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意,而能創造新技術和新產業的人才。所以教育再不檢討改革,我們的人才就會真的不如人,薪資和所得當然也就會不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