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想想】誰的和平?誰的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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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起,「馬習會」掀起兩岸政治接觸的想像漣漪。馬總統期待,能在國際場合上,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但中國卻澆了馬總統一盆冷水:中共拒絕兩岸問題「國際化」;對中共而言,「中華民國總統」仍宛如「佛地魔」,是誰都不敢公開提的咒語。
 
兩岸政治越靠越近,兩岸高層卻不能忽略台灣社會對未來兩岸政治走向的焦慮感。當焦慮感日益激化,將可能讓「兩岸和平」投下未知的變數。過去25年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足供借鏡。
 
拉賓的和平進程
 
電影《末日之戰》中,以色列為了對抗殭屍,在耶路撒冷周圍豎起高牆,封閉自己。現實生活中,高牆確實存在。但以色列政府圍堵的,卻是活生生的「世仇」巴勒斯坦人。
圍繞一道道高8公尺、全長超過700公里的隔離牆,令「和平」的滋味五味雜陳。
隔離牆始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簽訂《奧斯陸協議》後9年,至今仍在擴建中。諷刺地,和平協議《奧斯陸協議》是由曾和阿拉伯人狠狠打過幾次仗的前以色列高階軍官、已故總理拉賓所簽署。
 
拉賓、柯林頓和阿拉法特1993年9月13日達成奧斯陸協議的一刻。(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論戰功,出身軍人、打過以色列獨立戰爭、「六日戰爭」的拉賓絕對是居功爵位的人物之一。

但「敢」和仇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開啟「拉阿會」,攜手簽訂《奧斯陸協議》的,拉賓也是先鋒 。

1987年底,巴勒斯坦爆發第一次大起義(intifada),令拉賓思索,軍事武力擺平紛爭很容易。但後續的善後,非靠和平談判不可。

1993年9月,《奧斯陸協議》簽訂後,擔任總理的拉賓決定撤出在巴勒斯坦的屯墾區(得罪諸多右派和宗教人士);消減軍費,把多出來的資源,投注在教育、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上 。

藉由和平協議當引線,拉賓政府積極和周邊重要國家,尤其是較友好的約旦確立領土邊界,緩和同阿拉伯及穆斯林國家的緊張關係 。
 
和平的想像
 
頓時,以巴關係瀰漫著一股和平大降臨的美好期許。20多年前,無論是人員移動或商品流通上,以巴兩地幾無隔絕。

 
拉賓在執行和平的論點和邏輯,台灣或許點滴在心頭。過去6年,馬總統不也寄希望兩岸和平,共享和平紅利;透過ECFA,令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並以此連結全世界。

但所有要和敵人從怒顏相向,瞬間當起兄弟之邦的作為,最大的挑戰永遠是「自己人」。拉賓如此,已故埃及前總統沙達特如此,阿拉法特更難以迴避。

《奧斯陸協議》後7個月,巴解最大兄弟競爭對手「哈馬斯」除加劇對以色列人的武裝攻擊外,更啟動首次的自殺炸彈攻擊行動。一來,報復猶太右翼極端分子在希伯倫清真寺的屠殺事件;二來,以激進行動反擊阿拉法特對以色列的「妥協」決定 。

時至今日,不少巴勒斯坦百姓私下仍不滿《奧斯陸協議》,把巴勒斯坦西岸瓜分成A、B、C等三區,由以巴雙方各別分管,分割了巴勒斯坦領土,「根本不知道阿拉法特在簽署什麼東西?」

拉賓也面臨自家人抵制的窘境。《協議》點燃以色列右派人士的火藥桶,大舉上街頭抗爭;有小學生還對著鏡頭,痛批拉賓是「賣國賊」。拉賓卻回應,他當過軍人,這些場面傷不了他。
 

但拉賓錯了。1995年11月4日,拉賓殞落在極右派的猶太年輕人手上。和沙達特一樣,拉賓命喪「自己人」槍下、都在和敵人簽署和平協議之後。後任的左派工黨總理巴拉克也「拉規巴隨」,同樣訴求「土地換和平」政策。但最後都敗給了右派利庫德集團的「安全換和平」主張。
 
第六任以色列總理拉賓(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敵對心理的虛幻和平
 
顯見,為和平登高一呼的政客都輕忽:長達一世紀根深蒂固的族群和利益衝突,即便雙方高層用一紙和平協議談定,但底層民眾的反彈和互斥,卻難一筆勾銷。
 
時至今日,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雖似「同屬一國」,但彼此間的不信任感和心理隔閡卻有增無減;更甭提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造,難以消弭的恩怨情仇。
 
4年前,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一項民調顯示,46%的以色列猶太人不願意靠近阿拉伯人;另有53%的猶太人認為,政府應鼓勵當地阿拉伯人遷移到附近的阿拉伯國家;另有67%的阿拉伯人不想靠近猶太教徒。
 
論及以巴關係,以色列內部也呈現左右兩派的懸殊觀點:右派罵左派太過天真無知;左派的後錫安主義批右派無人道和包容精神。
 
但右派的利庫德黨深知,猶太社會對阿拉伯人的強烈不信任和巴人大起義,不斷力陳強硬主張,獲得民間的選票呼應。
 
最諷刺地,訴求和解、左派路線的拉賓,其逝世卻讓右派政府扮演了13年以上的政治主角;以巴關係也從和緩,重回至抗衡(盡管期間仍有和談,但總會有巴方激進派從中作梗)。
 
例如,今年初剛病逝的前總理夏隆,生前即是主張對巴勒斯坦「以安全換和平」的強硬派。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可被逆轉的和平
 
最爆炸的行徑,是其在2000年夏天,造訪耶路撒冷舊城聖殿山的動作。
 
座落在猶太教聖殿遺址「聖殿山」上方的阿克薩清真寺和金頂清真寺,是伊斯蘭教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地。一個主張強硬、可能會當選總理的以色列在野黨領袖,在聖城「侵門踏戶」,挑得巴勒斯坦人火氣全來。
 
但夏隆的強硬派路線,卻深獲當時以色列主流民意的好評。
 
接下來的抗爭和對立,成為引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2000-2005)的導火線。盡管,夏隆在執政晚年,風格轉硬為軟,撤掉部份在加薩走廊的猶太屯墾區,但鷹派形象卻深深烙印在以巴雙方的民眾心中。
 
以巴衝突的歷史也告誡台灣人:

一、要在內部和自己人達成和平,往往比和敵人握手言和,更為艱難;
 
二、當主政者脫離現實社會氛圍太遠,步伐邁得太猛,必定引爆反對勢力的反撲;
 
三、若缺乏人民或群體之間的信任作基礎,和敵人的和平是虛幻、可被逆轉的。
 
若說和平只力求免於戰爭,無論是沙達特、拉賓,或是阿拉法特的成就,可能只達成一半(即便拉賓和阿拉法特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餘的,對立兩方能維持「冷和」,對當前背景和環境,已是求之不得的最佳選擇。
 
審視兩岸關係,若馬總統一味盼望「馬習會」,卻不提出更大的戰略目標,或最後得以更大政治代價,換取其虛幻的「歷史定位」,他們當然可以開心地拿下諾貝爾和平獎,卻可能把台灣2300萬人決定國家前途的自由選擇權扔在一旁。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