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張會 被擺上的假議題的和被挪出的真議題

台灣陸委會和中國國台辦搭起「溝通平台」，應該是王郁琦訪問中國達成的具體成果之一。但有趣的是，在南京紫金山莊王郁琦和張志軍的閉門會裡，連同之後的「陸委會／國台辦」平台上，被擺上的是一個假議題，「馬習會」。而被挪走的卻是一個真議題，「兩岸新聞機構開放常駐」。

從王郁琦一踏上中國，隨行記者就在等著「馬習會」這個議題出現。一直等到最後一晚，這三個字終於不負眾望在上海和平飯店蹦出來。王郁琦的說法是他和張志軍在「閒聊」之中提到了「馬習會」問題，而「雙方各自表達既有的立場」。

在場記者追問：「既有的立場是什麼？」王郁琦回答：「我在台灣都講過了。」

接著，不管在場記者如何追問 ，王郁琦的回應都是「雙方各自表達了既有的立場。」 

接著記者再問王郁琦，他評估馬英九訪問大陸成行的機會大不大？王郁琦回答：「這個問題回台北再講。」

星期五回到台灣的記者會上，王郁琦再透露了他和張志軍談話的兩項重點：第一，「馬習會」議題由張志軍先提出。王郁琦則說明了台灣方面的立場，也就是「馬習會」應在今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期間舉行。張志軍則表達中國方面的既有立場，認為雙方不適合在APEC見面。

但重要的是，張志軍除了表達不宜在APEC會面，並沒有提出其它具體方案。

記者會最後王郁琦強調，眼前台灣政府對「馬習會」的方案就是在APEC，若陸方無法接受，目前台灣沒有別的方案。

有評論認為這是喊價的開始，但筆者認為，馬習會自始恐怕就是一個假議題。

媒體上能找到「馬習會」最早的報道，約莫在去年六月。那時所謂「馬習會」，其實是馬英九公開表示希望親自出席今年的北京APEC領袖峰會。而與習近平會面，只是出席APEC的節目「之一」。當時馬英九還搬出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總統都曾經想親自參加，以化解台灣民間對「馬英九去北京朝貢」的反彈耳語。

但很快的，「馬習會」這個議題就脫離了原本產生的脈絡，開始被賦予一層又一層的政治涵意。親馬英九政府的媒體，開始論述「馬習會」如何可以讓「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的大業再進一步；甚或希望以馬習會帶出「和平宣言」。讓兩岸關係即使是二零一六年民進黨勝選，都無可逆轉。

另一方面，親中國的論述，則把馬習會敘述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合情合理安排」的實踐開端，以迎合習近平「兩岸政治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的金科玉律。

上述兩種論述對「馬習會」都有相當的想像，也都能歸結到相似的結論上去。但問題在於無論哪一種樂觀論述，都忽略了一樁冷冰冰的事實：王郁琦和張志軍連馬習會的第一步，「在哪裡開」，都談不攏。

正如前頭所說，「馬習會」最早被提出時，其實是馬英九出席APEC領袖峰會的節目之一。馬英九APEC領袖高峰會的確是一個能被台灣不同立場的絕大多數民眾接受的場合，如果真能在這裡見了習近平也不會有太多反彈。但眼前的中國，同意讓台灣總統走上國際舞台的機會幾近於零。因為今天是馬英九，明天可能就是民進黨籍總統。

這就是張志軍面對王郁琦採用的「負面表述」的原因。中方必得先聲明不接受APEC，但也不具體出牌，只是在王張會後意有所指的說「破解兩岸難題需要有點想像力。」張志軍說的「想像力」，可以是馬習會，也可以是兩岸關係中方認定的「兩岸關係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更可能的是，這兩件事對張志軍而言就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說馬習會不開則已，要開，就必須向兩岸統一邁向一大步。

台灣總統要走上國際舞台，中國要跨進「兩岸終局政治安排」，兩岸對馬習會設定的目標差異之大，大到讓人難以想像彼此如何能夠調和折中。

退一步言，就算馬英九本人願意退讓，但台灣的主流民意很清楚的傳達著：APEC是馬習會規格的高標準，也是低標準。說白了，幾乎就是唯一可被接受的場合。

以現在網路和傳媒的發達，即使獨裁如中國共產黨，都做不到完全忽視主流民意。更何況台灣還有民主制度，可以對有意冒進的政治人物施展強大的制約力道。特別是APEC高峰會的期間已經接近年底七合一選舉，打輸了馬英九就提前下課，進入跛腳看守狀態。

在逼近選舉的情況下，沒有一個政黨領袖敢大幅偏離主流民意。就算馬英九真的頭腦發熱到不顧一切追求自己的「歷史定位」，同黨同志也必定會和他切割得乾乾淨淨。

要說以強大的意志力說服、帶領同志跟著自己不論方向地前進，對不起，馬英九早就沒有那種支持度了。

因此，在國共兩黨對馬習會戰略目標天差地遠；七合一選舉在即，以及馬英九的聲望持續低迷的情況下，馬習會不僅成局的機會極低，連相關的討論都只是評論者一廂情願所設定的假議題。

不過政治人物的行動，有時也是為了回應各色各路的觀察家，因此在部分媒體還不放棄討論、評述的情況下，陸委會和國台辦大概還會「配合演出」一段時間，反正建立了「兩岸兩會溝通機制」，就拿「馬習會」話題試試對方給的號碼對不對好了。

在王張會後被挪出的「真議題」是「兩岸新聞機構開放常駐」。中方的目標很簡單：努力促成新華社台灣分社掛牌開張。

這原本是個中國方面力求要在王張會得分的議題，事前除了國台辦、海協會系統不斷利用各個機會表態施壓以外。也從台灣內部動員對中國比較友好，也就是和中國有業務往來，或者覬覦中國市場的媒體集團，從台灣內部向政府遊說施壓。

這一連串布局集大成的就是去年十二月底在北京舉行的「海峽兩岸媒體前瞻論壇」。台灣大部分主要媒體都派出高階代表與會，主辦方中國中央電視台更在事先安排好的「共同倡議」中堂而皇之的呼籲：

「兩岸媒體應繼續推動兩岸新聞交流正常化，呼籲有關方面積極創造條件，盡快實現兩岸新聞媒體開放常駐機構⋯⋯。」

但就是因為中國方面過於志在必得，「以民逼官」操作得實在太過頭。再加上中央社和公廣集團兩家公共媒體負責人的不當表現，使得在野黨立委也開始緊盯陸委會和文化部，不能在這個事關台灣核心利益，也就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上，對中國做出任何讓步，哪怕它可以換來部分媒體集團在中國的實質利益。

面對中國國台辦和國內部分主流媒體的施壓和遊說，陸委會一直以「網路資訊自由」、「雜誌對等發行」和「停止干擾廣播」為對應方案。但隨著國內外壓力愈來愈大，公民社會也開始擔心陸委會究竟能抵抗到幾時。而一旦陸委會在這「三原則」上棄守，現今「不對等開放」的情況就形同得到體制承認，未來再想交涉，台灣方面將全無籌碼。

在這種情形下，諸如「守護民主平台」等公民團體及台灣記協也對中國的大動作高度警惕，跟著從去年下半年起，就推出「兩岸簽署新聞自由協議」的主張以為反制。

再加上就在王張會期間，先是發生中國拒絕美、台各一家傳媒機構記者的採訪申請，引來台灣記協的高分貝抗議，以及英文媒體的爭相轉載報導；再者「記者無國界組織」剛好公布二零一三年新聞自由度評比，台灣倒退三名，而且該組織直接點名扼殺源頭就是「中國因素」。

長期因素是中國打壓新聞自由劣跡斑斑，短期的種種事件更塑造了「此時不宜談新聞自由」的氛圍，這讓陸委會變得比較有自信，在出發當天先透過報紙廣告大談「兩岸新聞交流，最重要的是資訊對等交流與自由流通」；接著王郁琦在閉門會中直接點明：新聞交流不是不能談，但要談常駐交流，也要一併處理台灣關切的資訊自由問題。

第三天到了上海，王郁琦更利用參訪上海廣播電視集團的機會，大談網路資訊自由。這不僅是重重踩在國台辦的痛腳上，更是直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核心問題，更已經遠遠超出了台辦的職權。

在野黨、公民團體和台灣記協緊迫釘人的努力沒有白費。王張會後針對兩岸媒體交流領域的表述方式，己經從「互設常駐辦公室」變成「駐點記者生活便利」，議題的層次大幅下降。其中除了國台辦和陸委會可能各自有限度的延長駐點記者簽證時效外，其它在「互設常駐辦公室」範圍內的開放，包括一次三年的簽證、租用辦公室、允許聘用駐在地民眾等，都被擱在一旁。

事已至此，除了把新聞交流議題移出議程外，中方已經別無選擇。這也是整場王張會中，中國方面最大的一項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