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吹水】:殉教精神與真正的人:從成大南榕廣場事件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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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博歹賭」,推翻學生票選的「南榕廣場」,成大歷史系教授,更企圖用「伊斯蘭恐怖主義」與「女友不理我跳樓」的類比,企圖將鄭南榕的「殉教精神」妖魔化為恐怖主義,並將之貶低為「情緒智商」低下,動輒女友拋棄情感受傷,便跳樓自殺的魯蛇行徑一般。

成大教授此種不倫不類的比喻,圖的便是將「殉教精神」——一種為自身精神信念、價值與主張而舍身赴義的行為給妖魔化與魯蛇化,抹黑鄭南榕的「殉教精神」與意義,以偷渡對抗威權國民黨者,乃不智或非理性之暴力行為。換言之,他們下意識地營造出「苟活」是聰明的,「殉教」是不智與low的,一旦成功內建聰明的「苟活精神」,則其將一律成為中國國民黨「物質利益」可收買,以及威逼手段奏效的對象,並得以收納進統治麾下。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採用的便是此種「物質利益」進行人心收買,以為最佳之統治術。因此,2013年末,法國市場調查公司(Ipsos)發布了一項名為「全球物質主義、理財和家庭態度」的調查,在20個受調查國家中,中國人對於物質的熱衷程度遠高於其他國家,位居榜首。因此,可斷言中國的超穩定結構基礎,便在於其受統治者的「畜牲」狀態,除了物質之外,別無其它高尚精神行為之指引。

 「殉教精神」(Martyrdom)與「賽德克.巴萊」

2011年,魏德聖導演的史詩鉅作「賽德克.巴萊」中,那種成就「真正的人」的勇氣與行為,說的正是裡頭的那句經點台詞:「真正的人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因此,「如果有人逼迫你忘記不該忘的東西,你應該反抗、你應該戰鬥,你不該讓自己變成被豢養的野獸!因為我們都是驕傲的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從中,我們知道,人畜之別。可見,王文霞那狹小的教育與尊重生命的眼界,著眼的是畜牲類,抑或抱持著一視同仁地把人當畜牲看待的偉大情操。那王文霞理當離開教育「人」的場域,轉行馴獸師、抑或為流浪動物請命,為人道屠宰運動奔走、或者加入海濤法師的放生功德行列中、推廣「世界無肉日」等等專長與工作相符的職業之中。看來,「教授」變身為「叫獸」,也可收錄進台灣最美麗的一抹風景之中囉?!

事實上,「殉教」通常意味著一個人為了自身的精神價值、信念與主張而選擇死亡的過程,宗教上常可見此種奉獻捨身的情節。例如,耶穌在基督教教義中,即是最偉大的殉教者。除了聖經中常見的殉道事蹟之外,《馬太福音》(太10:28)當中,耶穌也明言:「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因此,耶穌肉體滅了,但耶穌精神卻如鑽如一般恆久遠地永流傳;畢竟,「殉教者」(martyr)的勇氣與精神感召,往往留給世人極大震撼,並帶給當代社會種種巨大的影響。

再者,王文霞硬把鄭南榕殉道,嫁接成「面對生命困境,更要珍惜生命」的類比,根本是一種徹底失敗的教育,因為「面對困境」首先就是要去找出困境發生的來源與主因,解決克服它。因此,生命的結局根本無關宏旨,重點是過程中有沒有努力尋求跨越這個難關,畢竟三歲小孩都知道,縱連王文霞如此珍惜生命,最終還是難逃蒙主寵召之日的。生命的積極度跟正向,不在於告誡他人必須愛惜生命,而是提點生命行進過程中努力打拼並從中活出意義。

更何況,王文霞此種不咎責生命困境的始作雍者——國民黨的威權獨裁,但隱含譴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教育觀點,除了反動之外,更可能成為威權的捍衛者。王文霞的說法,提醒了台灣社會,威權並不會在民主化的選舉到來後自動消失,而更可能以威權殘餘方式保留著,並尋找機會不斷滋生增殖。這也提醒我等,東西德合併之後,超過六成以上的前東德大學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授職缺,都由西德學者填充替補,因為以意識型態為表現的「威權殘餘」,並不會自動蒸發消失,而必須經過人為的清算除垢(lustration)過程才行。

化作春泥更護花:「殉教精神」的神聖遺產

以韓國為例,當亞洲各國的工運積弱不振之時,韓國勞工運動的強悍與強韌,幾乎可說是一枝獨秀。根據韓裔美籍學者具海根(Hagen Koo)的研究,1970年11月13日,一名年僅22歲的裁縫工全泰壹,在一場替深受剝削的韓國服裝業工人的抗議場合上,將汽油往身上潑灑並點燃,用最極端激烈的方式,向這個體制發出最後的怒吼。此舉,震懾了在場以及不在場的所有韓國人民。

於是,全泰壹宛如自焚殉教的悲劇,便以一種神聖的象徵與受推崇傳統的姿態,鼓舞著後來參與運動的工人跟學生。甚至,1970到1980年代,意圖自焚幾乎成了韓國街頭運動的主要曲目。韓國學者亦把全泰壹自焚的那天,當成韓國工人階級開始形成的關鍵時間點。當台灣受雇者的實質工資停滯倒退16年,並眼睜睜看著貧富懸殊的拉大之時,韓國勞工的收入卻因相對堅強的工人運動,而屢屢攀高並甩開台灣停滯不前的工人工資哩。

事實上,從王文霞研究著作中,可見其對19世紀的歐洲工會運動與女工運動頗多涉獵。然而,觀諸早年國際工人運動史,當時工會被視為是非法組織,許多工會份子或工運人士為了社會正義,以前僕後繼的肉體生命,墊起今日工會運動的理所當然。縱連,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源起,都是美國工人在芝加哥乾草市場集會,為了爭取「勞動三八制」(工作、教育、休息各八小時)而引起的騷動。後來暴警鎮壓殺人,受到拘捕從容就義的工運領袖傲骨思都․史比司(August Vincent Theodore Spies),臨刑前更留下那鼓舞後世的動容遺言:「終有一天,我們死亡的沈默,將比今天你們所要壓制的聲音,更有力量!」(「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are throttling today.」)。為何研究歐洲工會與女工史的學者,會對此種舎身赴義的殉教精神如此鄙夷呢?難道,這是錯把「工賊」(blackleg/scab)歷史當工運歷史所致嗎?!

此外,基督教中也有一種看法把「殉道」視為最高階的「靈修形式」(spirituality),因此不要說常人難以企及,縱連修行之人也鮮少具備此種大無畏之踐行勇氣。例如,台灣最著名的佛教大師與思想家印順導師,其於1949年在香港出版的《佛法概論》一書中文字,曾引來小人向威權國民黨政府密報有「為匪宣傳」之嫌,讓印順法師在1953年差點即身陷白色恐怖的文字獄之中。有「玄奘以來第一人」之譽的印順大師,畢生推行「人間佛教」的上人導師,迫於人身安危,無奈地寫下違心悔過。事後,印順法師在其自傳《平凡的一生》中,記述反省此事件中自身的怯懦:「我是那樣的懦弱,那樣的平凡!我不能忠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並將此視為其出家以來最為可恥的一著。由此可見,「殉道精神」之難得,但也正因其難能可貴,才具備鼓舞與激奮世人之力量呢。

因此,台灣的政治運動上,鄭南榕以及詹益樺的引火紋身,都是「殉道者」最佳表現,早已垂範後世。他們的殉道精神,鼓舞砥礪著許許多多後來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人,並以此告誡著後人在對抗威權復辟的威逼與利誘之時,不斷堅持著。他們以硬頸傲骨的殉道者姿態,護持著我們,以及我們所在的土地。他們是,「真正的人」!!

這些血跡斑斑的歷史,教導的不是要人們輕賤生命,或者動輒殉教,而是要告誡我們這塊土地上活著的人們,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沒有壓迫與自由解放的公義社會,讓這土地上的人們,毋須透由「殉道」,方能發出那微弱的正義之聲啊?!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