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政治交錯的東亞區域情勢 台灣的轉機？（上）

2013年的東亞局勢，高潮疊起。先是2012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島風波未平，中日兩國的角力，從經貿交流，外交喊話，到各自進行的政治重組，無一不緊抓住世人關切的目光。及至2013年末，正當釣魚島購島一年的關口，看似有驚無險的度過，緊接著登場的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印尼峇裡島（Bali, Indonesia）和新加坡的兩場國際級經貿盛會（12月3到6日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以及12月7到10日TPP部長級會議），再次宣告東亞地區政治和經濟命脈裡滾動的熱血，一時半刻恐怕將繼續翻滾。

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

中國國防部於11月23日，宣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涵括與日，韓兩國的爭議島嶼，和橫跨中間線的春曉油氣田。識別區的劃界經過精心算計，最西端距離日本領土沖繩縣島嶼140公裡（75海浬）。無獨有偶，日本的防空識別區也僅只距離中國浙江沿海140公裡。中國ADIZ的設立，原因和意向，外界揣測紛紛。日韓齊表抗議，美國嚴辭關切，副總統拜登的訪問行程被賦予安撫盟友，打探中國意向的艱鉅任務。僅此以言，中國已經就設立ADIZ達到重構區域秩序的第一步。

如果說，中國的ADIZ，目的在於重構區域秩序，那麼這個中國設想中的新秩序，包含什麼樣的關鍵議題？

首要內涵，莫如加強中國就釣魚島的實際控制。一直以來，中國在釣魚島糾紛上，著重在歷史性觀點。綿長的中華文明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古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秩序， 奠基於不同於現代國際法的天下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藩屬國自發朝貢為基調，強調中華文化的內涵，以及天子遠播的德行。這樣的世界觀，注定了發祥於中原的漢民族對領土擴張的消極性，因而導致中國就釣魚島提出的歷史史料多為記載民間活動，少有官方文件的特點。處在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仍為主導的時空條件下，中國的歷史性質的論證，多半被調侃為對過去曾有輝煌的，不切務實的眷戀。著眼於這樣一個結構性弱項，中國設立ADIZ， 可視為是針對性加強釣魚島實際控制的手段。

再者，中國ADIZ，也可解釋為是對美日於東海地區頻繁的空中偵查行為，所作的最好的反制。美日於東海地區頻密的空中偵察行動，早已是公開的事實。由於國際航空法相對的粗略，就國家領空之外的空域的管理規範，尚未健全，導致各國實踐，多所差異。這也導致50年代之後興起的防空識別區的設立。 誠然，50年代當時的國際安全環境，東西兩大陣營對峙，導致出現許多以安全為名，實現國家權力擴張的措施。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 相繼設立防空識別區。作為防範國家空域安全的第一線，ADIZ充其量卻只能實施防禦性質的監控，管制等措施。

即使仍具有攔截對國家安全足據威脅的航空器，在信息戰已進入全新形態，從搜尋破譯敵方信息到製造假信息誤導敵方識判的年代，戰機攔截的肉搏戲碼，機會已經不多。更多的是，頻密的偵查飛行產生的空中擦撞的危險。2001年中國戰機和美國偵察機在海南潛艦基地附近的相撞事故，就是一例。如今，ADIZ的設立，中國劃出清楚地底線，欲在東海沿海空域進行偵察，即將被視為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而被驅逐。

更長遠的看，中國對東海ADIZ， 對釣魚島實際控制的思路，也一併可應用於南海海域。廣袤的南海，不只海域主張更加複雜，空域的交錯，勢必也導致空中摩擦危機的升溫。試想中國於東海的ADIZ，覆蓋釣魚島區域，將來南海的ADIZ，是否也可能沿著九段線，覆蓋大部分的南海空域？南海空域位於世界交通的一個樞紐位置，所涉及的國家，航空公司甚至國際組織，更多更龐雜。中國於南海設立ADIZ，如何做到有效控管，難度更高。

再者，所謂對南海空域的監控，自然將導致空中巡航任務的常態化。空中巡航任務，應該由誰擔任？除了空域監管，從空中監控海面的航運往來，也是意料之中。以空中監控，加上中國海警的海面常態巡航，中國於南海的實際控制，有望又加強一步。

WTO的終點？區域經貿整合的起點？

東亞的情勢，除了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經濟整合上，也面臨多個大型經貿談判交錯的態勢。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夥伴協定，和自2001年延宕至今已12個年頭的多哈回合談判， 本月在印尼巴裡和新加坡舉行關鍵性會談。

對WTO來說，峇裡島第九屆部長級會議，將是WTO能否繼續佔據世界貿易規則主場的關鍵。自杜哈回合談判因為農業補貼，工業產品降稅標準，歧義太大，以至談判僵持不前。其他已經談完的議題，例如貿易救濟，爭端解決，因為WTO的包裹式協議性質，一併因為農業和工業產品議題的遲滯而被延宕。貿易談判機制失靈，雙邊及多邊區域貿易協定興起，順勢彌補了WTO貿易制定規則缺失的空隙。另一方面，WTO貿易爭端機制卻日益活絡，漸趨成熟。WTO貿易爭端機制所作的判決，都具有法律拘束效力，也構成新的貿易法規。

然而，發達的貿易爭端裁判機制，卻也給WTO組織發展帶來傾斜性發展。由爭端裁判機製做出的判決，如果沒有經過貿易談判場域的整合，極可能造成分散式，單一議題的立法。這種分散式的立法，因為是爭端機制裁判的結果，只約束爭端當事方，對參加裁判的第三國，也不起約束力。這種新法條，只針對某個協議（WTO有14項協議）裡的某個特定議題，約束某些會員國（爭端當事國）。由此可能造成的片面式，切割式立法效應，顯而易見。雪上加霜的是，近年來叢生的雙邊及（弱）多邊貿易協議，更加劇這種切割式的立法效應。

再者，WTO也面臨多種結構性挑戰。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巨量增加的貿易額，全球貿易主導性力量的角色翻轉（已開發國家經歷經濟發展瓶頸和債務危機，新崛起的貿易大國，卻同時又是發展中國家，因而主張適用WTO更優惠的貿易規則）， 全球化導致產業鏈更加分散和破碎（散佈在多個地區或國家），以及週期性重來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因為金融規則扭曲和監管機制的漏洞，而國家的不善治理也加重了危機的危害）。

另一項看似鷙伏，卻又影響無比深遠的因素是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導致國家治理成本的升高，從而也使得全球貿易鏈更加脆弱。全球環境的巨變，導致具有較嚴厲的環境法規的國家，為了平衡該國貨品在國際市場上，因為較高環境維護支出而削弱的競爭力，訴諸產品出口補貼，非關稅性（與環境相關）貿易措施等， 來平衡產品的高價格。因為目前尚無一個全球性，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和規則，統一要求環境措施的標準和制約其對貿易的影響，具有更高環保意識的國家，反而因此深受競爭力低下之害。而不顧環境破壞的危機，逕自以一國之發展為目標的國家，卻繼續享受慷全人類之慨，行自我發展之實。

因為WTO談判功能的失靈，其他大型的經濟整合協議趁勢崛起。除了填補WTO貿易法規的制定功能，這些新形態經貿協定，也帶著戰略目標和政治算計。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 （TPP），就是美國第二階段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點。因為財政緊縮，經濟發展瓶頸和益發惡化的政黨惡鬥，美國的再平衡政策已經轉向，從軍事存在轉向經濟影響力的培養和介入。

其中，將安全負擔更多轉移於亞太盟國，和TPP談判，就是深化美國參與區域事務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