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理性宣言之前

日前歌手張懸於曼徹斯特進行演出，現場來自臺灣的留學生手持國旗，張懸便藉著公開的演出場合向台下觀眾介紹這面來自她的家鄉的旗子。而台下的中國留學生一句「No politics today」，在音樂象徵的國際主義下，召喚國族的政治巨靈。

重新回望近期台灣所經歷的各項社會議題上，無論是文林苑、華光社區以及大埔土地徵收案，在事件爆發爾後，往往會出現奉「理性主義」為圭臬的文章，在土地徵收上，它所呈顯的風貌建立於經濟成長與土地效益等商業結構上。而這次國族認同的論述，試圖以理性主義拒絕己身的獨立性，則以一種結構主義的敘事邏輯，透露無可奈何的心聲，同時也加以呼籲民主社會的公民，勿陷於叫囂謾罵的對立情緒中。

「理性」這個字彙所指涉的是為一種秩序的內化，即便面臨爭議，我們還是指望於公共論域中加以討論，試圖尋找出衝突的關鍵，並試著提出合理的解決之道。於是，呼籲我者／它者放下成見，以溝通代替嘲諷，以公共利益的優先性作為解決之道。理性即是一種文明化的象徵，當爭議事件面臨雙方角力的當下，只要一方呼籲理性，誰會反對呢？反對理性便會自動性的與反文明、反秩序與反科學進行連結，有誰自願被貼上不文明與野蠻的標籤呢？但畢竟，理性作為一種意識型態，是否就能夠不計一切的放棄價值計算呢？

舉例來說，媒體上所刊出的《張懸 打破我的台灣幻想》一文，即是理性主義自動化與模組化的規格化文章：既無法以破壞性實驗對己身提出質疑，同時又不斷召喚一種理性的傳統文化，如同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

以退的遠遠的姿態，甚至讓你感受到類似啟示性的神諭般的言說，但這種神聖性的理性呼籲，貫徹著意識型態的理念。換言之，「理性」為一理念先行的「共識」，我們無法拒絕理性，但接受了這種「多數同意」的當下，權力運作與宰制的關係則一併被抹除了。

然而，真正可怕的是這種「虛假理性主義」。以真誠的成長經驗做為自我剖析的敘事邏輯，再者透過結構性的問題將做為獨立個體的己身放逐，一切歷史彷若自然化，因為景觀所呈現的政治骯髒危險，所以它即是如景觀所現般危險。

因此，中國所呈現的政治景觀一方面建立了自身統治的正當性，另一面則完成了屬於中國式的「想像的共同體」，並在面臨國家主義的危機時普遍呈現一致性的「共感經驗」。「洗腦」，即是共感經驗中的一種文類，當此想像具體實踐到中國個體時，我族與他者即產生斷裂，於是體現在情感上的經驗使他無法承認，而迫於現實理性則無法否認，這為一種認同的雙重危機。

在「偽理性」的言說下，己身的不民主歸劃為大歷史下的發展，而民主的眾聲喧嘩則重新概念化為非民主精神之所在。於是，他們談包容，不談尊重意見表達的自由；他們談對他者的偏見，但卻在真空的情境下，去脈絡化的忽視因被支配、受擺佈所導致的污名化的對象；他們又對「抵抗性的國家認同」對象談情感上的矛盾，但隱而不顯的是被設定的優先性，亦是以中國為宗主國的國家主義。

「理性」看似風清雲淡，仿若無害，甚至指涉國際主義的文明化，但只是一種純粹的想像，空洞也武斷，任何人都可以以理性之名，溫柔的邀請你接受他的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