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是的，這個禮拜，我們來講講品牌。
當我決定要就這個議題發表意見的時候，內人斜著眼睛看我說：「如果你要寫影評也就算了，或許你還可以標榜自己作過影展的策展人，人家做膝關節，你至少還可以當個髖關節，但是你的服裝品味在我看來無法認同，你的評論可參考性應該不高。」這實在是頗為傷人的一段話，同樣是個人的意見，我的意見權重就遠不如「那個」個人意見。當然這本身也是一種品牌問題。
會講到這個，當然是因為在多元成家法案的爭議、這個二十年來戰線偏離「藍綠對立」最遠的政治對立之中，一場週邊的小戰役：
在這一篇本來要洗白演藝明星的公關稿裡面，卻意外爆出了「不介意讓唱台語歌的歌手穿」的爭議發言，幾乎可以說是「我把你們當人看」的時尚版，也讓事情從一種歧視的戰線，延燒到了另一個。
當然大家的批評，都會集中在品牌商不但替歧視者護航，而且自己又強化了另外一組歧視，簡直是個夢幻歧視，也不枉費法國人曾經搬給這品牌的台灣老闆騎士勳章了。然而我覺得饒有趣味、或許也無法迴避的一件事，是「品牌」這件事本身，就隱含了排序系統的存在。有關物的排列，以及人的排列。
首先，我們會問：什麼是品牌？
在原初狀態下，我們本來的期待，是事物的供應者，與它本身的品質，產生一組穩定的對應關係系統，這樣的記號效果，就是品牌的原型。
說到這點，最近台灣人民感受最為深刻的，應該就是一連串的食安危機。原本各個大型食品商數十年所經營下來的品牌，應該是指向可堪信賴的品質。有了品牌的篩選與辨識，我們就可以大大降低搜尋成本，不必像神農嚐百草一樣，在消費叢林裡面以身試法。這些掛上了品牌的東西，最起碼就算不太好吃，至少也不會出事，先講求不傷身體，再講求口味。
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嚴重困境就是：這些品牌本身已經不再具有可靠性，甚至連國家作為擔保的GMP都面臨破產，它們不再指向任何一個安全的地方。在Maslow金字塔最底層的、亦即我等最為基礎的需求，就是吃喝的生理需求、與安全存活的期待，如果活不下去，那就娘什麼、老子都不老子了。這種品牌的崩壞，不僅動搖國本，甚至動搖每天作為人活下去的「人本」(當然與人本基金會無關)。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因為這樣的生存危機，我們慢慢開始知道「認真面對品牌」，在生活裡面對事物的體系學會撥雲見日。
然而，物的體系，並不隔絕於人的體系，加入了消費行為的要素，複數的物品，在價格的數線上產生了排列。品牌，也不再只是一對一的記號，彼此之間也分出了高低。
再進一步來講，當我們在討論「誰該使用什麼東西」的時候，就已經不只在排列物品，而也在排列人。品牌作為物的分類體系，與人的分類體系進行對齊映射的時候，無可避免的，物的高低，就投影出了人類地位的高低。不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是價格決定價值。
聽起來相當違和，但這卻這發生在我們的每日生活裡，即使我們沒有買進賣出這些商品，這仍然影響我們的語言與概念操作。就像是，每當講起那些土地與住宅炒作的問題，過度集中持有的後果，常常造成地產無效率的閒置，豪宅主人更往往並不住在裡面，很多人對此的譏諷是「外勞住帝寶」。然而，「外勞住帝寶」之所以會具有諷刺性質，就是因為假設的「自然狀態」上，帝寶被認為不該給外勞住，至少不該是居住的主體。
又像是，另一個未經證實的urban legend：1980年代後半，某國產汽車廠牌一度企圖提升品牌價值、擺脫低價位國產車形象，而開發了某F開頭的系列新車，卻慘遭競爭對手使出賤招，補貼計程車司機購買該F車系，一下子就把這個新品牌的嘗試打趴在地上。
當然，這屬於urban legend的可能性比較大，但無論這個傳說是否屬於真實，會有這樣的民間佚聞的敘事，我們從其中可窺一二的是，同樣的一台車，作為不同屬性的交通載具，有了不同的駕駛人，而有了不同的「品牌價值」。人的體系，又回饋到物的排序。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台語歌手穿LANVIN」爭議事件。就像在一連串食品安全危機爆發以後，我們對於品牌指向品質的符號系統產生了警醒，而或許在這一個愚蠢可笑的公關操作裡面，我們也該看見品牌對我們意識的粗暴操弄。
似乎在那些品牌負責人的眼中，所謂的品牌，尤其是高價時裝等奢侈品的品牌，其實就是建基在某種歧視的基礎之上，就是指向「我有而你沒有」或是「只有我有資格有」，品牌老闆涉及歧視性言論，除了少數激進份子以外，對於大多數消費行為的影響往往甚為有限。所以，誰屌你們？一如Tommy Hilfiger到底有沒有說過有色人種的壞話，其實無關銷售價格與銷量的宏旨。或許就是這樣的心態，讓那些權力者們有恃無恐，LANVIN老闆撲滿白粉的臉龐依舊笑得開懷。
我們或許不必跳得太快，一下子就上綱上線地端出「商品拜物教」等等名詞，做一些膝反射式而沒什麼實用性的批判，但是對此卻不能坐以待斃。而在革命情勢誕生、足以打爛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以前，我們或許該有更多的警覺，在每一次的消費行為裡面，致力於抵抗這種傲慢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