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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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治到美援：收錄論文簡介

《臺灣翻譯史》共收錄十二篇論文，大致按照論文主題的時序排列。前六篇探討日治時期的翻譯，第七篇探討二戰時的通譯，後五篇探討戰後台灣的翻譯。以下略敘各篇論文：

（一）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

本文討論日治初期的漢語文言小說，包括日本文人直接以漢文書寫的作品；台、日文人由日文小說翻譯的作品；以及台灣文人翻譯及模仿歐美小說的作品。中日文化相互模仿、影響已久，日本文人作品中也包含中國題材，如白樂天遊日本和水滸等，透露出日、台文化的重疊性。明治初期日本作家的漢文小說較多，大正期間受到日本本土漢文風潮消退影響而漸漸減少，但台灣文人起而繼承，寫出以日本為背景、帶有濃厚日本風味的台製漢文小說。日本文人模仿漢文體例，台灣文人再模仿日本漢文小說，形成特殊的混生現象，包括武俠小說與日本技擊小說的混雜呈現。這些漢文小說的題材包含大量日本歷史故事，亦滲入了具有強烈日本色彩的忠義、復仇觀念，本論文作者認為這些特色有暗渡日本國家精神的意味。

（二）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

本文以一位活躍於日治時期達40餘年的法院通譯—小野西洲（小野真盛1884-1965）為主體，探討其譯者身份的形成及其譯事生產的系列性與影響性。此外，亦將針對其語文著作探究跨文化活動下，譯者在知識生產中所含蘊的問題意識、目的意識、語文意識、及其角色意識。針對小野的知識生產系列，對於載於各刊的漢詩、漢文翻譯、文稿等梳理其主題類別與論述範疇。其次，則以他擔任法院通譯之際，卻又透過言情小說〈羅福星之戀〉、警官教材《臺語訓話要範》、乃至揭示臺人倫理價值觀的《臺語和譯修養講話》（1936）等多元文本的書寫，分析他對臺灣社會多面向的問題意識與觀察視角。

藉由小野西洲年譜的編製，及其在臺期間知識生產的梳理，相當程度地梳理了小野在臺譯事活動的屬性與規模。而小野西洲的知識生產與譯事活動，對於日治時期法院通譯群體的探究，正如一盞指引的明燈。尤其，透過小野的隨筆、《語苑》編輯紀要等，可望進一步探索其他法院通譯的譯事活動，乃至檢驗特定人物與事件的脈絡。

（三）許俊雅〈日治台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

本文指出1930年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兩篇白話小說，並非直接譯自英文的Gulliver’s Travels，也非轉譯自日譯本，而是根據中國譯者韋叢蕪1928年的《格里佛遊記》改寫、增刪而成。由於《臺灣日日新報》沒有署名譯者，也未揭露來源，前人研究多以為這兩篇是台灣文人的譯作，而做出錯誤的推論。這篇論文經過細密的比對考證，得出合理的結論，也討論了台灣譯者增譯的部分，如布袋戲、道士、燒金紙、瑤池蟠桃、茯苓湯等等台灣文化元素。

韋叢蕪是英文系教授，又是未名社成員，遵循魯迅的嚴謹直譯原則，反觀台灣譯者對於原作的文化背景及諷喻成分相當生疏，又自行增添不少通俗趣味元素，可以看出兩者遵循的翻譯規範完全不同。這篇論文從個案出發，對日治期間的中台關係、語言變遷、翻譯規範等都深有啟發。

（四）柳書琴〈〈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

本文探討台灣作家楊逵在1932年以日文發表的小說〈新聞配達夫〉。該篇小說描寫台灣青年在台灣、東京兩地被壓榨的故事，首先刊登在台北的《臺灣新民報》日文欄，被總督府禁刊後，1934年改投日本《文學評論》獲獎，1935年由留日的中國左翼文人胡風譯成中文〈送報伕〉，在中國流傳甚廣。但台灣讀者因總督府政府禁令之故，反而無法讀到這篇小說。一直到戰後台灣出版了中日對照版（即胡風譯本），又因左派色彩被國民黨政府查禁。這個例子涉及中、日、台左翼文人的複雜關係：中國譯者胡風把楊逵小說定位為「世界弱小民族小說」；日本左翼作家把楊逵小說視為日本普羅文學的支脈；中國讀者張秀亞看到落難的同族兄弟；而台灣讀者卻反而延宕到1975年才得見這篇小說，而且不是胡風的譯本。

由於中國是區域文化中心，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向來是以單向為主（由中國輸入台灣），台灣作品輸入中國的情況相當少見。楊逵的小說以日文寫作，再以世界弱小民族之姿譯入中文，在中國流傳，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中非常特殊。

（五）橫路啟子〈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份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主〉

本文研究對象和上篇一樣，也是楊逵，但在這篇論文中，楊逵不再是作者，而是譯者。本文探討1943年中日戰爭期間，楊逵由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翻譯成日語的《三國志物語》。日本在1940年代，受到「大東亞共榮圈」的想像所影響，興起閱讀支那文學的風潮。為了結合東亞文化力量對抗英美勢力，日本政府動員台灣的台、日作家翻譯中國文學。楊逵雖多次入獄，創作被禁，但他翻譯的《三國志物語》既能符合殖民政府嚴格的檢劾制度，又能帶給讀者通俗樂趣，或許還能暗中偷渡抵抗的隱喻。本文作者提到楊逵譯文把劉備「殺豬為業」改為「殺犬為業」，可能是因為殖民時期的台灣人把日本人稱為狗；又提到張飛鞭打督軍一節，楊逵以長篇篇幅誇大處理，也有為台灣人出一口氣的意味。而加入董卓和呂布的同志情誼，則是為了增加閱讀趣味。日治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的日譯活動一直存在，但在戰爭期間，由楊逵執筆翻譯的《三國志物語》，有更為複雜的文化角力關係在內。

（六）陳宏淑〈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游移的無家孤兒〉

本文探討1943年出現在台灣《南方》雜誌上的白話翻譯小說《無家的孤兒》，由台灣文人簡進發翻譯，但並非譯自法文原作San Famille，而是參考了中國譯者包天笑1912年的文言譯本《苦兒流浪記》，而包天笑則轉譯自菊池幽芳的日譯本《家なき兒》。雖然長年注意中、台間語內翻譯的許俊雅也注意過這篇《無家的孤兒》與包天笑譯本的關係，但陳宏淑進一步指出，由於簡進發的日文程度遠優於包天笑，《無家的孤兒》並非單純的文言翻譯成白話，而還參照了菊池幽芳的《家なき兒》；而且小說越往後面，參照日譯本的部分越形明顯。因此，與其說這篇《無家的孤兒》是語內翻譯（文言翻譯為白話文），不如說是混用了兩個來源文本的混種翻譯，並且簡進發的白話文也混用了日語詞和台語詞。

本文和上一篇橫路啓子的論文都探討1943年台籍作家的翻譯，但楊逵是中譯日，簡進發則是日譯中。戰爭期間，漢文媒體大多遭禁，簡進發在僅存的中文媒體上發表這篇《無家的孤兒》，作者陳宏淑認為簡進發或有把台灣比喻為孤兒的用意存在。

（七）藍適齊〈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

本文研究二戰期間參與戰事的台灣譯者，尤其是戰後受到戰犯審判的案例。這些台灣譯者以日本人身份被徵召入伍，有些沿用原來的漢人姓名，其他人則改用日本姓名，到中國南方戰場或南洋擔任口譯，有些是受過培訓，正式徵召的通譯，也有些是以非戰鬥人員入伍，卻因臨時被指派看管中國戰俘，而不得不擔任了通譯工作。這些台籍通譯在戰後有多人被當作戰犯審判，甚至判處死刑。他們與南洋華人能以閩南語等方言溝通，反而更易陷入困境、涉入反日份子的偵訊行爲，進而在戰後被指控協助日本軍方加害當地居民。另一方面，若被指派看管中華民國戰俘，則因戰俘來自江浙一代，與台灣人幾乎無法溝通，有時需透過懂得閩南話的中國戰俘轉譯，也有時只能用英語溝通。

能通兩國語言的譯者，在雙方交戰時往往淪為犧牲者，自古而然。二戰期間，在美國的日裔人士遭到監禁，是近期的著例。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為日軍溝通並非全出於自願，但是卻在戰爭無情的敵意下被同種同語的南洋華人視為「加害者」，戰後又被（語言不通的）英國、澳洲，以及中華民國等多個盟國法庭以戰犯罪審判，淪為戰爭的犧牲品。

（八）王惠珍〈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 論戰後初期（1945-1949） 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本文描述戰後四年間在台出版的日譯本。由於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義務教育，台灣在殖民後期日語人口眾多，反而能閱讀現代中文的讀者有限。中華民國政府雖視日文為「奴化語言」，查禁、焚毀「日文遺毒書籍」，但也不得不借助日文以傳播政策，出版《三民主義》的日譯本與「日文時事解說叢書」等，以便盡快讓台灣人「再中國化」。

除了政府部門之外，通俗文化及左翼文人也積極把中國作品日譯，以便利台灣讀者閱讀。楊逵在此篇再度被提及：這位日治時期的作家，在戰後初期繼續扮演譯者角色，積極譯介魯迅、茅盾等人作品，以中日對照方式出版。1950年以後政府對日本書刊、影片的管控更加嚴格，日語在戰後台灣的文化場域日漸式微，也成為部分台籍人士抵抗新殖民者的話語。

（九）張綺容〈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臺譯者研究〉

本篇在時間上承接上篇，但描述完全不同的族群：上文以台籍譯者為主，本文則主要描述流亡來台的譯者。作者從五種1950年創刊的雜誌中，爬梳近兩千篇譯文，確認81位譯者身份，其中95%為外省籍。外省人約佔當時台灣人口不及兩成，卻有九成五的譯者是外省籍，可見由中國譯者主導譯壇的態勢極為顯著。

這些譯者絕大多數都是軍公教、國營事業或媒體從業人員，與國民黨關係深厚。這也呼應王惠珍上文的說法：壓抑日文也與族群資源競爭有關。翻譯來源語言以英文為主，尤其是美國雜誌的文章。這些翻譯一方面有讓本省讀者學習中文的功能，一方面也符合國民黨的親美政策，確立美國價值的地位。

（十）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本文描述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2-1980）在推廣美國文學、文化上的角色。今日世界出版社由美國政府出資，隸屬於香港美國新聞處，成立目的就是為了美國文化外交。本文為描述翻譯學的贊助者研究，突破往年翻譯研究的文本對比傳統，而把焦點放在冷戰時期美蘇競爭的文化政治上。作者指出，由於翻譯的目的在於宣揚美國的進步與自由，所以在翻譯書目的選擇上，會避開描寫美國黑暗面、社會不公的作品，如強調階級議題的德萊塞（Dreiser）就從未被選入今日世界譯叢^[1]。

作者親自訪談十多位今日世界出版社的關鍵人物和譯者，包括鄭樹森、李如桐、洪宏齡、張同、董橋、余光中、劉紹銘、古蒼梧、盧瑋鑾、方梓勳、李歐梵等，留下許多珍貴的一手資料，重建當時的政治及文化氛圍，對於翻譯史研究的研究方法深具啟發性。文末附有今日世界譯叢的文學類書目124種，包括文學史與文學評論、小說、詩與散文、戲劇等，可以一瞥美國文化外交之細膩深入。

（十一）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    

本文和上文都在探討冷戰時期美新處的文化政治，但方向不同：單文討論美國文學的中譯，此文則討論台灣文學的英譯。本文利用美國國家檔案局的報告，包括香港美新處的「中國報告計畫」和台北美新處的「台灣報告計畫」，明確指出台灣文學的英譯活動並非繫諸美新處處長個人的文學喜好，而是美國整體政策的一部分：與中共競爭文化的詮釋權。文中詳細描述與美新處合作的香港虹霓出版社和台北國粹出版社（Heritage Press），包括出版社的創辦經過與出版書籍內容，以及如何選擇符合自由、現代精神、又銜接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以彰顯「自由中國」的價值。文中並引用吳魯芹的報告，指出本省籍人口在八成以上，外省人卻佔據九成的政府職位，恐怕會引發民怨，美新處特別在小說選集的第一篇作品都採用本省籍作家的作品，是一種有意識的調解。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勢必影響未來的研究方向，如冷戰時代台灣一些反共作品的翻譯，也可在美國國家檔案局中找到美國介入的證據。

（十二）賴慈芸〈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三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

本文和前兩篇論文都把香港納入台灣翻譯史的框架來討論。但前兩篇論文主要是觀察美新處的介入，本論文則從盜印譯本的現象出發，探討冷戰期間，世界文學中譯本與譯者由中國而香港而台灣的流動情形。由於歷史、政治、語言多重因素，台灣在戒嚴期間，大量依賴中國及香港譯本；但又因長期的禁書政策，匿名盜印成為常態，既可免政治風險，又有利可圖。香港居於中國與台灣之間，地位特殊：率先匿名以保護中國譯者的是香港美新處；大量中國譯本是透過香港中介而來到台灣，也有些是港台皆有盜印本；甚至於1950年代的中國譯作也因香港的左派出版社先出版，再被台灣盜印。

除了譯作之外，譯者的遷徙也遵循差不多的路線：由中國而香港而台灣，但有些人留在香港，有些再陸續轉遷徙到北美、英國等地。這批南來譯者大多受到香港和台北兩地美新處的照顧，被美新處視為同一個翻譯人才庫。歷史上如此大批的流亡譯者，數十年不得返鄉，絕大多數終老異地，頗為罕見；而這些流亡譯者在港台播下種子，戰後數十年間為主力譯者，主導翻譯規範、出版及教學，影響深遠。他們因政治而離鄉流亡，翻譯選擇上也深受政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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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主編：賴慈芸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