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理解激盪而喧囂的多重奏——大正時代

前言：每個新時代的興起都有它自身的故事，歷史研究者探析它的歷史邏輯，後世的普羅大眾回顧似曾相識的命運，以此作為與歷史和解的契機，就此而言，深度理解歷史有諸多好處，不僅能知興替，又可避免重蹈覆轍的尷尬。

各種社會動亂拉開時代序幕

大正元年伊始，整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出現了巨大變化。大正2年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結束後，帝國議會準備再次召開，但因第3次桂太郎（1848-1913）內閣預算案還沒有印刷，不得不決定休會15天，桂內閣想利用休會期間靜待護憲運動趨緩下來，因而與立憲政友會妥協。

1月24日，第2次憲政擁護大會在新富座召開大約3000多人參加，從那之後，在全國範圍召開的集會中，政友會和國民黨陣容極為盛大，但護憲運動的規模和影響明顯在擴大。接著，又爆發了東京「市營電車罷工」，舊東京鐵路公司被併購並大量裁員，只發給員工少額退休金，大半幹部卻中飽私囊，導致該鐵路基層員工群情激憤罷工抗議。這起罷工頗為見效，勞工津貼有所增加。

不過，所謂槍打出頭鳥，在罷工大會上演講的社會主義者片山潛（1859-1933），被依煽動罷工罪判處五個月徒刑。2月5日，有「憲政之神」和「議會政治之父」之稱譽的尾崎行雄（1858-1954）在復會的議會上發表「以天皇為擋箭牌，以聖旨為子彈打敗政敵」的著名演講，使得處於劣勢的桂內閣不得不再次休會5日， 最終結論也延後做回答。在此期間，桂內閣於2月9日謀劃由大正天皇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1849-1940）下達敕令，以求政治協商。就這樣，2月10日再開的國會將決定總辭職解散或者繼續休會。 

是年，9月4日，畢生為「足尾銅山鑛毒事件」公害請願奔走的政治家田中正造（1841-1913），在捉襟見肘的貧窮生活中劃下了生命的句點。根據其得意門生評論家和小說家木下尚江（1868-1937）回憶，他聞訊先生病危時立刻趕去探視，坐在病榻枕邊問候，正造先生靜靜地睜開眼睛說道：「接下來，才是日本真正的亂局！」田中正造在木下尚江的攙扶下半坐著起身，只見他用力地呼吸了八九次，就斷了氣與世長辭了。

那時，秋老虎的熱氣並未減弱，屋外依然豔陽高照。好奇者可能要問，田中正造終生投入政治與社會運動，他留下了多少遺物呢？細究起來，他的遺物之稀少還真令人愕然：一個斗笠和頭陀袋（遊方僧所用「什麼都裝的」褡褳．百宝囊），打開這個百寶囊一看，袋內有一冊《新約聖經》，三本日記和少量面紙。這就是他的全部遺物，因為他散盡家財就是為了替弱勢民眾爭取應有的權益。

俳句改革家石川啄木

在那樣的年代裡，貧窮的蔓延可謂是時代的共同疾病，相較於清貧一生的田中正造，俳句改革家石川啄木（1886-1912）此前就抒發了蓄積的悲憤與苦悶。那年7月，他還是《朝日新聞》默默無聞的校正員，收入菲薄得可憐，因此，在日記裡吐露心中鬱結與苦悶，新春伊始，他說完全「鼓不起精神來迎接這個新年」，當時他已患了嚴重肺結核，背負債務陷入窮困生活的危機中，加上得知幸德秋水等人，因「大逆事件」遭到判決數個月後，用俳句表達了對他們的同情。

具體地說，「大逆事件」的逮捕與絞死，給石川啄木造成強烈的心理衝擊，他也因於這個契機，開始大量蒐集社會主義的著作。幸運的是，他得到《朝日新聞》社內兩位主管——杉村楚人冠（本名．廣太郎）和涉川玄耳的幫助，大膽推薦石川為社內「朝日歌壇」的選評人。

首先，涉川玄耳深知石川撰作俳句短歌的才華，又有好友與謝野鐵幹．晶子夫妻的力挺，由石川主持這個欄目最適當不過了。在這之後，發生了一件感人的故事。楚人冠得知石川的病情加重，陷入了一貧如洗的悲慘生活，便自掏腰包贈款20圓（注：明治時期的1日圓，相當於現今物價的3800倍，大約76000日圓），並在信中說，捎去薄款不成敬意。

石川立刻回信，向楚人冠深深致謝，並說他會善用這筆錢，已買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這是他一直以來的願望。楚人冠表示，他讀到石川的回信頓時愕然不已，甚至有點憤怒起來，因為眼下他（石川）已窮困得揭不開鍋，卻拿這筆錢買了克魯泡特金的著作。

但是，後來仔細思索，或許這才是石川啄木的行事風格，楚人冠對此由衷的感動與佩服。實際的情況是，石川收到這筆20日圓慰問金，旋即從當鋪贖出之前典當的衣物，並用2.5日圓買了《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一書。當時，石川在《朝日新聞》每月工資只有28日圓，夜間加班一夜1日圓。由此可知，對他而言，一冊2.5日圓的書籍何等昂貴。嚴格說來，石川啄木捨食求書的作為，正反映出讀書人的真性情。

反映時代精神與出版文化

正如前述，在大正時代有近乎翻天覆地的變動，出版文化的潮流依然銳不可擋，儘管因趕上「辭典熱」設立的三省堂、同文館這些大型出版社倒閉，在不景氣的狀態下，廉價的文庫本（口袋書）躍然成為書市的主流。例如，「岩波文庫」、以忍者隱身法書籍創造百萬暢銷書的「立川文庫」、「新潮文庫」，以及以翻譯文藝科學為主的「茄苳叢書」相繼刊行新書。岩波書店推出的經典作品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哲學叢書》、倉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等，可謂充分掌握住知識青年的精神渴求。

此外，新聞媒體對於民眾的政治訴求反應迅速，帶有引領輿論風向的優勢，而且與明治時代不同，他們公開批評「軍部傲慢、強行擴軍」，這反映出民眾意識擡頭，握有各種新聞訊息來源，對「閥族政治」強烈反彈，明確表明「擁護憲政」的立場。

這一年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獨幕悲劇《莎樂美》日譯本（島村抱月翻譯）刊行，改編為舞台劇由著名女演員松井須磨子和澤田正二郎主演；有聲電影初次在日帝劇場上映；美日大聯盟棒球隊初次訪日引起了轟動。

另外，從新思潮之間的衝突論戰以及各種雜誌的創刊，同樣能得出大正時期的總體文化面相。自從明治44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公演，加上《青鞜》創刊，「新女性」一詞，頓時在新聞媒體界蔚為流行，大正2年1月，平塚雷鳥撰文〈何謂新女性〉投稿《中央公論》，後來又在她主編的《青鞜》元月號附錄「關於新女性與其他婦女問題」上，翻譯刊載瑞典女性主義者愛倫．凱（1849-1932）的〈戀愛與婚姻〉一文，伊藤野枝、岩野清子、加藤綠、長曾我部菊（生田花世）等成員擺出辯論陣勢，福田英子、阿部次郎、岩野泡鳴、馬場孤蝶等作家撰文表示支持。

然而，山路愛山和下田歌子等卻大加批評，大眾輿論也不以為然。是年6月號的《太陽》雜誌，刊出〈近時之婦人問題〉，7月號的《中央公論》，用加大字級臨時增刊《婦人問題專題特刊》，由此可見，當時提出新女性此一概念與女性問題，既有新銳思想的創發亦包含對舊有思想的挑戰。

大正2年9月，《讀賣新聞》記者．詩人土岐哀果（善麿）創辦了《生活與藝術》雜誌，該雜誌由東雲堂書店發行，為了節省各種開銷，他把編輯部設在家裡，並負責全部編務。創刊上刊出荒畑寒村的〈逃避者〉、已故俳人石川啄木的〈來自病房〉，為了給自家雜誌開源招募廣告，一口氣刊出37種雜誌和書籍的目次。他這個開辦雜誌的勇氣，激勵了荒畑寒村和大杉榮這兩個反體制的青年，他們二人創辦《近代思想》雜誌，深入探究生活與藝術的底蘊，尋求新思想的啟蒙，那些歌頌生活的詩歌團體被稱為「生活派」正是起源於此。

以私小說《野菊之墓》聞名的伊藤左千夫，對日本傳統美學美術貢獻卓著的岡倉天心，在這一年逝世。而這一年出生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荒正人、頹廢派小說家田中英光、織田作之助，以報導文學著稱的杉浦明平。

打造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

翌年2月，《新思潮》（第三次）創刊，由山宮允企劃，同仁為一高出身的東大文科生，如大正元月入學的山宮允、豐島與志雄、山本有三，大正2年入學的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土屋文明，以及進入京都（選科）的菊池寬等十名，久米正雄擔任編輯兼發行人。

山宮允的評論、豐島與志雄的〈湖水及其他們〉、久米正雄的社會劇〈牛奶店兄弟〉、 山本有三的劇本〈母親〉等作品獲得好評。〈牛奶店兄弟〉此一劇本，在新時代協會「有樂座」演出後佳評如潮。

近衛文麿翻譯王爾德的〈論社會主義〉，但刊載該文的那期遭到了查禁。

芥川龍之介發表處女作〈老年〉和戲劇〈青年與死亡〉，其中，夏目漱石對〈鼻子〉評價很高。

這時期，〈喀秋莎之歌〉蔚為流行，這首歌出自島村抱月改編托爾斯泰同名小說的話劇《復活》，松井須磨子飾演話劇中的女主角喀秋莎和主唱。不料，那時島村抱月與坪內逍遙的思想和藝術觀嚴重分裂，加上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之間有不當戀情，文藝協會內部紛亂不斷這個團體因而解散。

是年7月，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獨立出去，成立「藝術座」劇團，很積極演出易卜生、梅特林克、托爾斯泰的戲劇，尤其《復活》在帝國劇場演出後，又到日本各地公演，屢次都是佳評如潮。松井須磨子在話劇中主唱的〈喀秋莎之歌〉，就此傳遍了大街小巷，為話劇表演取得了榮耀的地位。

這一年6月，著名歌人暨國文學者窪田空穗創辦了《國民文學》雜誌，創刊之初，田山花袋、德田秋聲等知名作家給予投稿，其宗旨以創作、評論和古典研究為主，但翌年開始即改為會員短歌雜誌，將是年2月創刊的《未來》與9月創刊的《異端》合併。

順便一提，三木露風主編的《未來》刊載川路柳虹、柳澤健等人的作品、山田耕筰的曲譜；尾山篤次郎主編的《異端》，標榜「文藝美術雜誌」，室生犀星、福士幸次郎、萩原朔太郎為其雜誌執筆，可惜的是，出版了兩期即告停刊。

知名人權律師平出修、武俠小說作家押川春浪，在這一年與世長辭。而這一年出生的名作家有深澤七郎、十返肇、芝木好子、立原道造、木下順二、北條民雄和佐佐木基一，他們的作品為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增添不少光彩。

詩人北原白秋經歷《朱欒》（大正2年）停刊，與詩友成立巡禮詩社，出版詩刊《地上巡禮》，後來與金尾鐵雄成立阿蘭陀書房。開店之初，北原白秋即發表《邪宗門祕曲》，展現其調性的詩歌，於4月創辦了詩刊《ARS》，還聘請著名文學家森鷗外和詩人上田敏擔任詩刊顧問，該詩刊之所以取名《ARS》，取自拉丁語的「藝術」之意，由上田敏提議命名的。

這一創刊號頗能發揮北原白秋的藝術理念，當然需要名人作家的加持：森鷗外、上田敏、蒲原有明、木下杢太郎、堀口大學、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萩原朔太郎、山村暮鳥、吉井勇都是壯大其詩隊伍的要角。另一方面，自然主義的作家、白樺派、阿羅々木派的短歌詩人幾乎全員參與，《ARS》甫創刊，可謂當年文壇的一大盛事。

鮮花．毒草．阿羅々木

然而，有文藝流派之分，就有創作理念之爭。齋藤茂吉在《阿羅々木》（大正4年8月號）發表〈童馬漫筆〉提及「短歌語言」如何表現，並以北原白秋、嘆異抄、森鷗外、梁塵祕抄、法華經、萬葉集、木下杢太郎、正岡子規等文本作品為例，品味話語的由來。

不過，這篇隨筆引來土岐哀果的反駁，他分別於《生活與藝術》9月號撰文〈歌壇短語〉，以及在《鑽木取火》和《赤光》撰文〈齋藤君的短歌〉批評「茂吉君不探究內部的生活，卻尋求外在激發」的創作態度。

有趣的是，從那以後，這兩個雜誌不斷在自家刊物上激烈交戰攻防，島木赤彥站在齋藤茂吉這一邊，西村陽吉則支持土岐哀果的論點。必須說，上述兩派陣營展開的筆戰，並不關涉國家政策方針或批評社會內部的震盪，僅只就創作態度而言，某種程度反映出大正民主時期的時代特點。

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是，在大正4至5年間痴情俗爛文學極為盛行，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長田幹彥的《祇園夜話》和《鴨川情話》，這兩部作品都描寫祇園（藝妓）生活，另外，吉井勇的《祇園歌集》，近松秋江其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舞鶴殉情記》、《葛城太夫》等等，都受到大眾的喜愛。針對這些氾濫成災的流行現象，赤木桁平為提振「世道人心」掃蕩有害毒素，特別撰文〈論「放蕩文學的消弭」〉（《讀賣新聞》大正5年8月6日至8日），博得評論界的共鳴。

不過，小山內薰、本間久雄、安成貞雄等劇作家撰文展開反擊，赤木桁平於《中央公論》10月號提出嚴厲駁斥，他只承認長谷川天溪的論點公允些，除此之外，他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在這一年，以長篇小說《土》蜚聲文壇的長塚節逝世；梅崎春生、野間宏、小島信夫、寺田透和巖谷大四出生；這些傑出的作家都在昭和時期的文學界占有重要位置。

每個作家在生涯中都會因某些事件的衝擊而改變寫作風格，這還包括題材選取和文體表現，而森鷗外寫作歷史傳記小說就是例證之一。

乃木希典夫妻於明治天皇大葬當日殉死自絕，森鷗外就是以此為契機開始撰寫歷史小說，〈阿部一家〉、〈興津彌五右衛門討伐敵人〉和〈山椒大夫〉，都是其轉型後的作品。在他看來，歷史小說是「既保有歷史原型又稍為偏離史實」的文類。

大正5年1月，他發表了〈高瀨舟〉和〈寒山拾得〉，又從歷史小說轉向了歷史傳記，於1月至5月，分別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澀江抽齋》，當時讀者對此評價不高，卻博得石川淳「實乃古今第一流文章」的稱許，正因如此助力，其後才有〈伊澤蘭軒〉和〈北條霞亭〉作品。

在這時期，體力勞動者的文學開始拔地而起。宮嶋資夫的小說《礦工》可謂勞工文學的先驅。這部作品刊載於《近代思想》上，當時兩位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和大杉榮為他作序，稱讚這部作品寫得極好，與左拉描寫礦工生活的長篇小說《萌芽》相比毫不遜色，其礦工形象又類似叛逆的高爾基，因此，剛一出版就遭到查禁。

此外，無產階級作家宮地嘉六又加入了這一戰局，他把在海軍擔任車床工的經驗寫成《一個工人的札記》，刊登在友愛會的機關刊物《勞動及產業》上，這部書又收錄社會寫實劇本〈工廠法〉和小說〈燒煤炭〉。在那之後，紡織工人出身的細井和藏的紀實作品《女工哀史》問世，立即引起了轟動，兩部作品相繼為日本的社會學研究提供有用的證據，而且在這股氣勢的鼓勵下，又催生出許多勞工文學作品來，因此，有評論者說它們是底層勞工的覺醒與宣言，似乎並不是言過其實。

夏目漱石之死與一圓書風潮

眾所周知，國民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向來受到讀者的青睞，但在這過程中，他著實付出了代價，每日伏案寫作，還得忍受糖尿病和胃痛的折磨，儘管如此，是年5月26日起，他的小說《明暗》開始連載，執筆的同時還寫漢詩書法和插畫，並向其門生芥川龍之介、森田草平和久米正雄，說明自己遵循「則天去私」的心境。

就在他寫下《明暗》第108回，在稿紙上寫完第189回，竟然成了他的絕筆之作。那天，他參加了辰野隆的婚宴，因吃了少許花生，翌日胃潰瘍復發了。令人感動的是，漱石直到12月9日臨終，他的妻子鏡子、醫生及其許多門生守在他的身旁，目送這位僅享年49歲的大作家離世。大家為了緬懷夏目漱石的文學成就，將其臨終前的照片刊登在《澀柿》（大正6年2月追悼號）上，還有津田青楓為其所畫的鉛筆素描「在棺木中永眠的臉容」，新海竹太郎為其製作「死亡面具」。

這一年，政治家加藤弘之、詩人上田敏去世；小說家西野辰吉、五味純川平，文藝評論家小田切秀雄出生，給人一種英才凋謝新星升起的衝擊感。
時序進入大正15年（1926），也是這個時代閉幕的一年，在此之前，它經歷過各種喧囂與激蕩的試煉，即使來到最後一年時代的強音同樣持續不斷。是年1月，菊池寬、山本有三、芥川龍之介、加能作次郎等人成立「文藝家協會」，這個會名是此前劇作家協會和小說家協會兩會合併的名稱。創立總會在本鄉的燕樂軒召開，有8位幹事：菊池寬、佐佐木茂索、金子洋文、小川未明、水谷竹紫、久保田萬太郎、高田保；文書沖本常吉。事務所設在雜司谷金山的文藝春秋社內。

那時候，書報刊物審閱制度和著作權法日益嚴峻，該協會為保障作家的生活權益四方奔走。順便一提，隨著時代變局和戰爭爆發，虛弱體質的文學團體不得不改弦易轍，配合國家政策需要重組或改造。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局勢日益吃緊，「文學報國會」成立又解散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後，這個組織又改為「日本文藝家協會」，由此可見，時代更迭捉弄人性的一面。

正如上述，這個時代仍然存在文學目的或意識形態的爭論，文藝評論家青野季吉在大正15年9月號《文藝戰線》上，發表文章〈自然生長與目的意識〉，主張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應該根植於目的與意識，而且該陣營的作家都應當參與整個階級運作，然而，谷一提出反對意見，為了讓大眾接受社會主義並參與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必須揚棄這種教條思想。這個回應卻引發了青野季吉和林房雄與谷一、鹿地亘和中野重治之間的激烈論戰，奇妙的是，這個論戰意外創造了一個歷史契機——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必須面對尖銳的挑戰了。

必須指出，儘管東京大地震（1923年9月1日）後，日本出版界遭到嚴重的打擊，仍然有出版社絕地求生。改造社就是這樣的不死鳥。當時，改造社為了打開停滯的銷路，於大正15年11月發表企劃出版「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明治．大正時期代表作（37卷），後來追加到63卷，讀者只需預付一日圓，可得一冊全集。

令人饒富興味的是，這個廉價策略獲得奇效，其他出版社群起模仿，據統計，給改造社的預購訂單如雪片般飛來（逾30萬人預定），出現空前未有的「一圓書風潮」，這成為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奇特現象。

總結地說，這強烈吸引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者所關注的題材，因為對這個核心對象的深入考察，就越能理解喧囂與激蕩存在於時代中的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