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介紹】余英時訪問記

書名：余英時訪問記

作者：李懷宇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2月1日

參考連結：博客來

【關於本書】

多年來，李懷宇先生戮力於口述歷史，曾經訪問了無數的名家，包括學者、書畫家、文藝創作者，成績斐然，卓然成家。但他用力最深、費時最多，卻是余英時老師，這當然源於懷宇對余老師有份特別的感情和敬意。

連同已發表的《談話錄》，和余老師親筆所撰的《回憶錄》，這部《訪問記》剛好譜成三部曲：乃為瞭解余老師言思不可多得的文獻，且尚可進窺余老師生前的未竟之志。更由於余老師與當代學人互動甚多，故也是一部當代人文學術史的縮影。——中研院副院長 黃進興

內容摘錄：

重構歷史世界

我喜歡看傳記。胡適的《四十自述》自序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錢鍾書的《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的「魔鬼」則說：「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我喜歡胡適的赤誠而佩服錢鍾書的深刻。多年來雜讀自傳、別傳、追憶文章、談話錄、口述、日記之類，偶有會心之時，總不免想起胡適和錢鍾書，赤裸裸的主觀記載與冷冰冰的客觀批評互為印證，也許更能走近真相。

在余先生家的書架上，我見到不少眼熟的傳記，便問：「您為什麼喜歡看傳記？」余先生說：「政治家、哲學家、藝術家的傳記，我都喜歡看，看傳記可以看一個活的人，不光是抽象觀念。在史學上講，傳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寫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會寫成比較長的文章，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他們生命中許多具體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形態的生命，跟我喜歡不喜歡沒有關係。要瞭解那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我暫時不管他好壞。研究歷史非通過這一關不可。」

我們的閒談中提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傳記了。有段時間余先生大概日記看得入神，就我記憶所及，他提過胡適、顧頡剛、吳宓的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鄧之誠和王鍾翰師生二人的日記散篇，用以旁證談話中的一些史實，其中胡適日記出現的頻率最高。我們也聊到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854）《歌德談話錄》和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再上溯到《論語》、《孟子》與柏拉圖的《對話錄》的傳統，偶爾也對談話錄的長處與局限作了分析。我在雜看黃仁宇《黃河青山》、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吳相湘《三生有幸》、蕭公權《問學諫往錄》時，偶有心得，也隨口提及。聽得出來，余先生對蕭公權最為推重。有一次聊到蘇東坡，我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我買過好幾本，都送朋友了。這本書可愛，同時還可以印證錢鍾書說的『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余先生說：「林語堂寫這本書，多少有點自我認同的意味，蘇東坡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他認同的，曠達不羈、自然活潑、幽默風趣的品質更是他特別欣賞的。」

有一次我問余先生：「《史記》中有很多精彩的傳記，可是事隔千百年後，司馬遷寫起來好像是親身在現場記錄一樣，這到底可信嗎？」余先生說：「這當然需要旁證和辨別，我們讀史書一定要有懷疑的態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盤接受了。不過，這也涉及到歷史的想像力問題，司馬遷運用了想像力來重構歷史。史學家的想像和小說家的想像是極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學家的想像要在一定的時空之內，並且必須受到證據的限制。你看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就通過豐富的想像力，使明清的興亡遺事復活了，書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樣。他們的喜、怒、哀、樂，以至虛榮、妒忌、輕薄、負心等心理狀態，我們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寫《朱熹的歷史世界》，也是儘量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彷彿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

重構歷史世界非我所長，訪問還在世的老人卻是我的樂趣。我談到一些在訪問當中的心得體會。余先生說：「訪問本身就是一種研究，久而久之你就熟悉了，你知道哪些內容問哪些問題，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不能同樣的問題對所有的人都問。這也完全不相干了，你問我相同的問題，可能和別人的答案完全不相同。」我說：「訪問的人多了，我心裡就常想，陳寅恪說要有『同情之瞭解』，錢穆說要抱『溫情與敬意』。人生有時是很無奈的，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之中，人不過是一葉孤舟。雖然我對許多人事有所批評，但是細想還是需要多一點同情和溫情，如果我處在受訪者的位置，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一定做得比他們差勁。」余先生說：「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很好的，批評人就第一想到，我在他那個位置，會不會做得比他更好？這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人的態度。人要先發現自己的限制，你這樣說，就對自己的限制已經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就站在最高點上。人有所長，就有所短，但也不是說不分是非，沒有比較觀念，沒有價值觀念。」

由於職業的關係，我讀過唐納德•李奇（Donald A. Ritchie）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再與實務相印證，腦子裡還是對口述歷史充滿了問號。本來在美國時，我曾盼望得到唐德剛先生的解惑，當我聽到唐先生說：「我一輩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個人不同。人家問我：『唐德剛，你寫這麼多歷史，有什麼心得？』我說：『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心中暗喜：這一刻，中風後的唐先生雖然行動不便，心靈卻是神遊自如。可惜當我向這位前輩問起關於口述歷史的問題，唐先生竟如充耳不聞，自說自話。我向余先生談起心中無可奈何的傷感，又問：「口述歷史在歷史研究中能有多大的參考價值？」余先生說：「口述歷史實際上也只是這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心。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許多口述歷史，從胡適時代就仿照哥倫比亞大學做了很多，到現在還在出。實際上，Oral History 早就有了，我常常講，中國最早就注意口述歷史，司馬遷就做了許多口述歷史，去訪問人，看看這個人講什麼，那個人怎麼說的，這就是口述歷史。在中國，文與獻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文就是文本記下的東西，獻就是去聽老人講那些故事怎麼發生的。中國歷史從司馬遷開始，就由兩種東西組成的，一種是看到的檔案記載，一種是到哪個地方問父老，父老怎麼告訴我，後來就寫到傳記裡。所以，我覺得口述歷史是不可少的。嚴格講，口述歷史跟人記載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一個人嘴裡說出來，沒有寫，一個人寫出來，最早也是從別人嘴裡聽到的。無論是口述還是已經寫成文的記載，都不能隨便相信的，必須從不同的旁證來證明其可信性有多少，或者完全不可信，這就是研究歷史必須經過一個批判的階段，如果沒有這個批判階段，任何謠言你都接受了，那完蛋了。」

喝了一口龍井茶，再點上一支香菸，余先生說：「我現在講的許多話可能是真實的，可能無意中就誇張了或者減低了，那就不夠真實，都非常有可能。並不是我說的話就全部可信。你也應該從其他方面再考慮：這些話我可以接受多少，或者完全不能接受。如果有些人學養好一點，說出來的東西可能可信一點；如果有些人本來就誇張的，那講到自己就更誇張了。人對自己的好處常常誇張，多說自己的好處，對自己的短處則希望隱藏，這就是人性。我和任何人都是一樣的。」

不知何處是吾家

余先生家的客廳擺放著一份特殊的禮物，是多位海外學生共賀余先生獲美國國會圖書館二○○六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我印象深刻的是禮物的一面上刻著錢穆先生手書的新亞校歌。新亞書院在余先生學術生涯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他生平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就是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這兩年，既是轉機，也含危機：轉機是學術上轉向中文寫作，危機是行政上因為大學改制，新亞書院元老對余先生產生誤解，而這些元老恰是余先生的老師輩。余先生在〈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中說：

如果允許我用「異化」（alienation）這個名詞，那麼我要說，在錢、唐兩先生（按：新亞創始人錢穆、唐君毅）看來，新亞的硬件發展是一系列的異化過程。這一過程有幾個清楚的記里碑：一九五四年雅禮援助是第一個，一九六三年中文大學成立是第二個，一九七三年新亞遷入中文大學現址是第三個，一九七七年中文大學改制完成，包括錢、唐兩先生在內的新亞舊董事集體辭職，則是最後一個。上列每一個記里碑都標誌著異化的每一次突進。我不想細說異化的前因後果了。著名的〈木蘭辭〉長詩，寫到木蘭從軍後整個戰爭過程，僅僅說：「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一共只用了二十個字。以此為範例，我在這個問題上所費的筆墨已經很夠了。（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版，第八九頁。）

我以為余先生引用〈木蘭辭〉很值得玩味，可與余先生對我這段談話互為印證：「在大學做行政工作，使我知道不只是關乎理想的問題，而是關乎權力、利益，這是人的本性。我對從前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想法打了折扣，走上一個現實主義的想法，知道現實不是那麼簡單了。」

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和余先生志同道合的是比他更年輕的金耀基和陳方正，他們三人都是留學歸來的一代，接受正規的西方現代化大學教育，與上一代的錢、唐兩先生的教育背景完全不同。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余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中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每晚撰寫此稿其實並無意要從事什麼嚴肅的著述工作；我不過是借文字工作來忘掉白天行政雜務的煩惱，以保持內心的寧靜而已。過去這一年也許要算是我平生最多紛擾的一段歲月，而此稿的撰述適與之相終始。」

金耀基先生談到自己當時的處境：「一九七五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裡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得力幫手已經如此，余先生有多「煩」就可想而知。金耀基先生後來在一次餐敘時告訴我：「那時候余先生和我喝酒時還哭了。」因為大學改制而遭受老師輩的誤解，這種有苦說不出的委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歷史來講，這是新亞書院成長過程必經的「陣痛」，兩代人感情的磨擦並非主因，關鍵還是新舊理念的碰撞。感情磨擦當然影響個人心境，理念碰撞卻是有利於大學發展。

余先生說：「我唯一做行政工作就是這一段。我不覺得做學者比行政高，只是因為性格的問題，我的性格不適合於交際場合，老是請客吃飯，每天一吃飯就幾個小時，多少人要應酬，跟大學外面有關係的像馬會會長的種種人，你都得跟他吃飯，不然重要的時候人家怎麼支持你呢？後來我回到美國，到歐洲時就到劍橋大學去看金耀基，我們聚了一天，那是很愉快的。金耀基從劍橋大學回到中文大學以後，就回到改制以後的新亞書院做校長，他對中文大學從舊的制度改變成新的制度貢獻也很大，每一任校長都要靠他。馬臨做校長以後，是高錕做校長。我認識高錕是金安平從前的丈夫請客請我去的，高錕在耶魯大學，特別到我房間來，問我去中文大學怎麼辦？我告訴他一個辦法：你去找一個人，就是金耀基，找到他就找到要點。後來金耀基做了副校長，我想他也有這個責任感，要把中文大學辦上一個新的軌道，另外一方面，對新亞書院也保持一種精神的獨立。金耀基先生的行政能力很高明，他不但是王雲五的學生，而且是王雲五最賞識的人。」

余先生在研究中特別注意歷史上的變化時期：「只有變化中才好玩，沒有變化時期天天一樣過，怎麼寫呢？」在他的學術生涯中，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教職可以說是「一帆風順」，而恰恰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經歷了大學改制中的「驚濤駭浪」。從這一點來看，兩年實務勝讀十年書。重返新亞書院的機緣，使他看清自己的性情適合在大學中專心學術研究，而實踐經驗使他在學術研究中「知人論世」更為通達了。

一九七八年，余先生自一九五○年離開大陸後唯一的訪問雖然只有一個月，卻又是一次難得的變化。余先生那次漢代研究代表團之行走過的地方，引起我較多共鳴的是敦煌和昆明西南聯大。敦煌在古代學術研究與西南聯大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余先生的回憶文章說：「從西安到敦煌這一段火車行程尤其使我神遊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一個綿延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從敦煌回來的路上，余先生的「中國情懷」禁不住發作，有詩為證：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神遊漢魂唐魄的光榮與夢想，目睹敦煌藝術的精彩與深邃，再見劫難後的家園與民生，今昔之感和興亡之嘆，如何見諸筆端？

二十八年後的深秋，我也去過敦煌，生活條件已和余先生去時大不一樣，然而文化上的感觸與余先生的回憶相印證，卻有許多同情之處。余先生家中掛有一幅敦煌的《飛天》畫，談話間，他專門起身帶我去看這幅畫：「我搶到買了，現在想買也買不到了。中國民間真是有很多好東西，自己不珍惜就是。」

二十九年後的初春，我到西南聯合大學尋訪舊跡，穿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校門，道旁立有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聞一多先生衣冠塚和李公樸先生之墓相依為伴。樹蔭處，是馮友蘭撰文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其中有句：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余先生認為馮友蘭此文完全可以與陳寅恪寫的王國維悼文相比。有意思的是，那次漢代研究代表團中的成員布德（Derk Bodde, 1909-2003）最想見的人是馮友蘭，卻不能如願，感到非常失望。「儘管我們反覆請求，但馮從未露面。可能因為他被指控捲入了江青的政治集團。在代表團結束行程回到北京後，曾第二次試圖見他，但也失敗了。」

故國一月之行，余先生返美後情緒低落了好幾個月。他不再回中國的原因引起了各種猜測。「我相信當中有某種動機。說我一九七八年回去，不滿意，就把我的不滿意縮小到我個人的小問題，沒有更大的問題，那沒有根據可言。在我看來，我不回去不是一個問題，我願意到哪，不願意到哪，都不是一定的。我不必給人家利用，這只是我個人生活的問題。總而言之，人家覺得我不回去是一個問題。我覺得給大家造一個問題也很好嘛。我不參加這個問題。這就表示我不能回去了，我再回去就變成另一個問題了。」余先生笑道，「有些著名的海外華人現在去了中國，那是領導人待遇，去了不用擔心，最好的醫生到家裡來。當然從這方面講，中國已經遠遠超過美國了。如果有勢力，有很好的人脈，中國許多東西領先美國。中國的特權領先，美國的總統可憐得要死。我還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我現在如果回去，我太太就不用那麼辛苦吧。還有人開車來開車去。」余師母在一旁說：「許多人回來後跟我說：『在中國可以用保姆，用司機，你很辛苦。』我說：『我很開心啊，我可以自己做。』」

劍橋語絲

一九五五年，余先生初臨劍橋，受邀赴費正清家中的下午茶會。他回憶：「費正清摹仿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也就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老師，每個禮拜天下午招待客人，學生、同事、朋友都可以到他家喝茶，大概從中午一直到六點鐘吃晚飯以前，所以他和學生接觸很多。」

二○一九年夏天，我們在普林斯頓大千美食林吃龍蝦，余先生笑道：「當年在費正清家吃龍蝦，是一個大鍋白煮波士頓龍蝦，每個人自己點醬料。如果有人喜歡龍蝦，可以吃到飽。那時候波士頓一隻龍蝦賣一塊錢。」

一九五○年代末，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設在敦斯特街（Dunster Street）十六號的時代，研究中心的收發臺上有兩個文件盒子，上面分別寫著「上諭」和「奏章」的中文名目。凡是由費正清發出去的檔叫作「上諭」；凡是收進來的檔都叫「奏章」。

余先生說，這是開玩笑之舉，絕對認真不得。「費正清會拉贊助，哈佛很多錢都是他找來的，才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我一九五五年去的時候剛剛成立。不光是哈佛的學人，其他學校教近代史的人也可以休假一年到這個研究中心做研究，所以它的影響力遠遠大過其他學校，中國近代史等於是被哈佛包辦了。」余先生說：「費正清對我影響不是很大，不過我從他那裡得到一個看法，就是不能完全從中國觀點看近代史，比如侵略和帝國主義，一接觸便知那是政治宣傳。要客觀地看待歷史，每個事件背後都有許多因素，絕不是簡單的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完全從中國角度出發，抱著民族主義的觀點研究歷史是一定會失敗的。後來我研究過海洋史，要研究鴉片戰爭以前那一段歷史，所以我看了當時英國國會的文件。那時候我感覺到，要是不看西方的資料，只看中國的，那是絕對不夠的。而且，西方學者到中國訪問後留下很多書，那些書中國人不知道，現在一般的書店也找不到，只有在哈佛老的圖書館裡才能找得到。在這方面，中國研究西方現代史和中外關係史還差得很遠，基本上還沒有入門。我向費正清問學，看他的研究方式和運用的史料可以得到不少好處，並不一定要他一點點教我。我的眼界因此而打開了，知道原來還有這麼多的資料，不能只看中國單方面的史料。」

關於赴哈佛訪問之緣，余先生說：「我是一九五五年由新亞書院推薦，做哈佛燕京學社的第二屆訪問學人。那時候的訪問學人，大陸的人已經不能去了。哈佛燕京學社的錢根本沒有辦法用在大陸的教育上了。哈佛燕京學社所做的事情是購買圖書，出版《燕京學報》，出版其他的專刊。更早一點，燕京大學送學生齊思和、翁獨健、王鍾翰到哈佛燕京學社讀書，學成後再回到燕京大學教書，這是哈佛燕京學社與燕京大學的協議。到一九五四年，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全斷，就設立一個哈佛燕京訪問學人計畫，包括日本、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等。日本學者最多，韓國次之，中國學者比較少。臺灣有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師範大學。香港我是第一個，多少年以後才有第二個。那時候哈佛燕京學社主要計畫是要補助東亞研究，所以，日本許多刊物都是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一九五七年，哈佛燕京學社派楊聯陞先生到日本、香港，然後到臺灣，設一個東亞的研究計畫，本地的學人可以申請研究金，有些機構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需要錢，就可以在哈佛燕京學社申請。在我來美國以前，一九五四年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就到新亞書院跟錢穆先生談。那時候新亞書院設立研究所，就是靠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同時研究所買書，也是哈佛燕京學社支持的，《新亞學報》也是哈佛燕京學社支持的。日本的情況大概跟香港也相似，日本那時候的經濟還沒有起飛，所以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很重要。香港除了新亞書院以外，大概香港大學也有一點關係，不是很重要，因為香港大學自己有錢。臺灣、香港設立東亞研究的委員會，錢穆先生每年要到臺北去開會，共同決定在這個地區哈佛燕京學社給的錢怎麼分配。」

到了哈佛大學之後，余先生自感對西方史學的學習很困難，因為他沒有拉丁文、希臘文的基礎，但是儘量地選一些古典的課程。他在哈佛第一年，中國史只選了楊聯陞的制度史，這是高級一點的課。他都沒有聽一般性的中國史課程。當時他想補足西學上的缺陷。他回憶：「後來考博士要選三門課，我選一門中國史，一門現代史，是費正清的課，還有一門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一段，這是我下苦功念的一門課，因為口試我很緊張。這些東西都要有拉丁文、希臘文的基礎，才能夠出入自由，我沒有這個語言基礎，所以就要加倍用功，這是我頭三年下功夫的地方。其實我讀中國史的時間反而少一點，因為我基本上已經有知識了。在西洋史方面，我沒有任何基礎，那時候下的功夫多，當然現在好些也忘了。不過基礎打在那裡，就知道西方是怎麼研究，怎麼變化，怎麼成為一個學術體系，後來不斷被修正，修正到最後全部改變面貌了，這可以看到知識進步。但是原來提出大架構的人，創造了一個時代的典範，成就還是永遠在那裡。」

在哈佛大學，余先生受到正規的現代學術訓練：「因為前面小學我等於沒有念，中學也等於沒有念，大學也是七零八落的，東撿一點，西撿一點。真正規規矩矩地接受學術的訓練，在哈佛大學那幾年是關鍵性的。接受現代學術紀律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過去是有紀律的，像乾嘉學者，每說一句話都有特殊的方式，他們為什麼要寫筆記？便是要在筆記中表現他們最原創性的思想，然後舉證說出來，這個方式已經向現代學術轉移了。這跟宋明理學不一樣，宋明是注重道德教育的，他們講的『學』是怎麼樣變成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單有道德，還懂得道德的原理，所以不是真正講知識。朱熹是最重視知識的，他對許多東西都有興趣，對自然是怎麼形成的，看到山上就曉得從前是波浪，這是很重要的地質學上的知識，他有科學頭腦。乾嘉以後的學者至少在紙上寫文章時，也已經形成一種紀律，有嚴格的方法論，不是鬆散的，在那個基礎上就很容易連接到西方的教育。胡適便把乾嘉的學術傳統跟美國的教育連起來，而且出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哈佛大學的教育，使我紀律化了，否則可能變成跑野馬的人。我的興趣又廣泛，東搞西搞，便變成沒有紀律了。現在很多有才氣的人，東打一拳，西打一拳，好像引人入勝的樣子，但一細看，沒有紀律的，對學術上沒有真貢獻。現代學術最重要的是有新的貢獻，朱熹說把自己已經知道的推向不大知道，最後全體通明，當然那個境界是達不到的，至少他所講的道理跟現代治學方向是一致的。我們本來知道什麼，還要在已知的基礎上，再往前推。不管哪一門現代學術，都是如此。」

余先生在哈佛大學的西洋史老師，他已有文章回憶。他深談的是：「我在哈佛學的一門課是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老師是基爾莫（Myron P.Gilmore, 1910-1978），那是我正式學過的西洋史。這一部分是我下功夫念得最多的學問，因為中國史已經知道很多了，西洋史要補課。在西洋史教授中，我私下來往最多的是基爾莫，因為要考他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要和他單獨談，比如要買什麼書之類。但沒什麼私人話題，純粹是請他指點考試範圍。我上基爾莫這門課，對後來研究五四很有幫助，我還寫過關於文藝復興的文章，用處很多。我後來研究清代思想，也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後西方思想如何脫離宗教有很大關係，這和清代思想從宋明理學獨立出來的過程是相似的。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便是當成中國的文藝復興來寫的，因為本來他是要給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寫序，後來寫成一本書。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西方現代化的源頭。」

在哈佛大學，余先生還聽過很多講座，比如社會學之類，但都是旁聽。

余先生早年在新亞書院研究東漢政權，看到的「士」是重視道德修養、家教、門風、門第，這些是中國的特殊性。他到哈佛大學的時候，正好《太平經》被整理出來了。「《太平經》是一部道家的經典，許多人當作農民革命的理論基礎，其實不是。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從上層滲透到下面，下面寫這些東西的人叫『天師』，都沒有好的教育，是半通不通的人，這裡可以看出民間思想。我當初的想法是不能光看孔孟老莊、士大夫這些的上層思想，還要看下層，所以從先秦到兩漢，所有能找到的資料都找清楚，考古資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許多民間信仰、東漢的傳記，可以看出下層是什麼狀態。我在哈佛大學就寫了《東漢生死觀》，用下層資料、考古資料、藝術史資料講中國人對生死的觀念。因為生死是最普遍的問題，上至秦皇漢武，下至農村小民，可以研究出中國人一種特殊的思維狀態，我要講上層思想和下層思想互相溝通以後的關係。但是，我研究的根底裡有一個馬克思的挑戰，馬克思曾經提出問題：下層社會到底怎麼想的？但沒有任何的解答。馬克思或者恩格斯寫那些關於農民戰爭的問題，只能做參考。同時，我要看西方學者講追求永恆，比如中古的沒落到文藝復興時期關於生死的問題。這樣，西方的觀念、馬克思的挑戰、我自己的興趣結合起來了。」

在哈佛大學寫博士論文，他跟楊聯陞先生商量就可以了。「《東漢生死觀》是我原來計畫的第一章。後來擴大了，回不了頭，就專寫東漢生死觀了。我本來是想寫漢代上層士大夫的觀念，與平民的思想之間對照的關係。生死觀是上層與下層都有的，不但皇帝要求長生不老，一般人也是想長壽的，不分階級，都有這種觀念。代表平民思想的史料就用了《太平經》。《太平經》講了很多生死問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中國、西方、日本研究的人很多，所以材料非常豐富。最後，第一章寫了兩百頁，差不多就算了。後來，第一章修改後發表於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這是我最早用英文寫的學術論文。這個博士論文大概寫了一年。一般在美國的程式是寫完論文就改成書，這樣就有一本書出現。但是我的興趣已經轉移，就另外寫了一本書：《漢代貿易與擴張》，也是關於漢代的大題目，是談中國敵國的規模。後來，我的興趣轉移到其他方面了。因為博士論文在美國已經是書了，別人要看隨時可以調出來。後來美國有微型膠卷（編註：銀行、圖書館用相機拍攝，以建立微型檔案之用，通常使用十六毫米的底片。），人人都可以要論文去看。」在哈佛大學，考博士最難的一關是口試。余先生回憶：「所有導師要到場，我的導師，文藝復興是基爾莫、近代史是史華慈、古代史是楊聯陞，那是最緊張的時候。因為考試準備了很久，最後只考兩個小時。我並沒有跟史華慈念過書，因為費正清休假，不在哈佛，由史華慈代考。我那一關還不算難，我比較擔心的是西方歷史。我到底沒有西洋史的底子，中國史比較有把握。不過也考過了。」

當年哈佛燕京學社給余先生三百塊錢一個月。除了住，要不了多少錢，他就在哈佛大學附近租一個房子。他回憶：「我父親一九五七年五月左右到波士頓。我們家租的房子有個大客廳，許多討論會都在那裡開，像張光直等朋友，一來便是一二十個留學生。我的《紅樓夢》研究心得是在討論會上講的，歷史、文學話題甚多，是聚會之所。當然朋友打麻將也在那裡。」

客廳討論會成了《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起源：「那時候我對《紅樓夢》還有些興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研究的心得。因為《紅樓夢》是一本小說，大家都看過，談這個話題，別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要是講某種考古學的新發展，別人沒關注過，怎麼知道你講的是什麼呢？講《紅樓夢》，人人都可以發言了，選擇這個話題是為了引起大家的興趣。我的有些想法是以前在香港看書的結果，有些新觀念在香港已經有了，只是沒有發揮，就是在劍橋也只發揮過一次，到了一九七三年才正式寫成文章。因為其他事情也很多，哪有時間寫《紅樓夢》相關的東西呢？」

余先生說：「我們離開哈佛以後，還有別人家也舉行這種聚會。大家就是交換意見，但意見也不盡相同，範圍也不一樣，不過交流一下，知道別的行業中有什麼新發展。至於有什麼具體結果也很難講，只是同學之間交流，否則我也不知道你研究什麼，你也不知道我研究什麼。」

當年在波士頓劍橋鎮的聚會熱鬧而有趣，日後便有了「劍橋語絲」。

多年後，余先生看了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感舊錄，其中一篇講一九三○年代牛津大學一群青年哲學家定期討論會的情況。伯林說，他們那時少年氣盛，目無餘子，以為這幾個人便是哲學世界的中心。伯林接著又說，現在回想起來，雖深感不免過於輕狂，但年輕時期如果不經歷這一集體發狂的階段，將永遠嘗不到智性的樂趣。天南地北地暢談，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個經驗：暢談中常常會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暢談的空間往往蘊藏著一種莫名的「氣場」。王羲之〈蘭亭集序〉和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的良辰美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陳之藩《劍河倒影》和金耀基《海德堡語絲》的賞心樂事，則是西方大學自由風氣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