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當我進入北大中文系的時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藝理論著作是美國康奈爾大學文學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寫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鏡與燈》是最早提出藝術研究可以視為探討宇宙、作品、作者、觀眾之間關係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談到他為什麼選擇文學專業時說：「因為當時（大蕭條時期）其他專業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歡的文學同時忍受饑餓，而不是忍受饑餓的同時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這也是我的心志。
《鏡與燈》裡的一句話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靈比作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英文版書封（圖片來源：amazon.co.uk）
當我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鏡與燈」這對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近期目標，以改革台灣現有的憲政體係為遠期目標的「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國民黨以打壓與拖延兩手並用來應對，彼岸的共產黨更惱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盡抹黑之能事。
中國官方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所謂「狗嘴吐不出象牙」；我關注的是另一個弔詭的現象：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多以敢言著稱的人物，站出來唾沫橫飛地批判「太陽花學運」，甚至使用「義和團」和「紅衛兵」這類侮辱性的詞彙全盤否定之。
對此，剛剛被華東政法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張雪忠二兩撥千金地評論說:「在中國尚無民主憲政的情況下，一群中國的知識人，不但要提防手無寸鐵的學生會毀了台灣的民主憲政，而且還要告誡台灣人如何維護已有的民主憲政，好像台灣比中國更缺乏解決政治分歧的智識和制度資源；在中國民眾還毫無反對服貿協議的權利時，一群中國的知識人，竟在急切地反對台灣民眾的反對，這在我看來，真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學術專業，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或者因那些他們聲稱說發現的可怕危險而對社會提出警示的人。
中國的「公知」針對中國問題或許能對症下藥，但在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卻陷入「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之中。
如果移用《鏡與燈》中的兩個比喻，我願作出這樣的發揮：「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某些中國「公知」信息來源的偏狹、思維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心態；「太陽花學運」更像是一盞燈光，照出那些曾經的先行者如今的姍姍落伍，而我期望這燈光能照亮他們，引導他們繼續前行。
否則，如同美國評論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是獨裁者已經迅速地「進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滯、「退化」，甚至「蛻變」而加入昔日反抗對象的陣營之中，那該是一個多麼讓人痛心疾首的結局。
我總結了中國「公知」群體否定「太陽花學運」的八個原因，並列舉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觀點作出剖析：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義；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在批評對象當中，既有與我交往多年的師友，也有長期的論敵，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視同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
在台灣之外論述「太陽花學運」，必須避免受偏差的信息來源的誤導。
是否獲取了真實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從三個層面判斷：首先，有沒有「翻牆」；其次，有沒有常用臉書；第三，有沒有多次訪問台灣並接觸庶民大眾。
當然，每一個層面還可以進一步考量：翻牆出去看的是哪些網站？在臉書上關注的哪些人物？訪問台灣的時候考察的是哪些對象？
雖然中國的網民和媒體的數量居世界第一，但「長城」內中國人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被操縱的虛假時空中。長期看中央電視台和新浪網的人不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於是，「翻牆」就顯得無比重要。
不會「翻牆」，你就等着變成白痴吧——這個說法並不誇張，至少在中共統治者那裡，「翻牆」是一件事關政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員張春賢在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宣稱「都是翻牆惹的禍」。
實際上，「翻牆」是中國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經常「翻牆」、對信息自由並無饑渴感的人，那些滿足於使用新浪微博、微信這種受嚴格審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若身在「牆外」，「牆外」雖有獲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棄而不用。如果選擇觀看香港的鳳凰衛視，台灣的TVBS、中天、東森電視和《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美國的《世界日報》等表面看似獨立的媒體，長期受其誤導，照樣會心智殘缺。
所以，邁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謂的華語「主流媒體」之外，從新興的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中獲取信息。以我個人的切身經驗，我在瞭解台灣社會的脈動時，臉書的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媒體。我上臉書是從二零一三年一月開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臉書一年，勝讀十年書」。
一個反面的例子是：中國自由派學者、零八憲章簽署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撰寫了題為《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的文章，文章寫道：「據報導，激進的大學生是突破外圍的警察防線，直接衝擊議院並佔領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會議停擺。在議場裡，一些年輕的大學生抽菸喝酒、接吻自拍，隨意破壞議場公物，有的學生還拉開立委的座位抽屜翻檢私人物件，甚至還有人隨地大小便。這樣的行為尤其是攻佔民選政府的行為俱為法律所不允，亦為文明所不恥。沒有法制制約的民主是壞民主，台灣三•一八民主就是這樣的壞民主。」
郝建的消息來源自何處？他接着寫道：「台灣《中國時報》十九日稱：這是『台灣民主法治最敗壞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灣民主最敗壞的一天，蓋在於這種民主踐踏了法制。」引用錯誤的消息來源，當然會得出錯誤的推斷。
《中國時報》早已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是為台灣民眾所不齒的「媒體怪獸」，它對學運的妖魔化描述豈能照單全收？
第三個層面是，親身到台灣觀察和體驗，尤其是沉入庶民大眾之中。
中國媒體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與財團大老會面，如此趨炎附勢，豈能認識「活的、帶著血的蒸氣」的台灣？
同時，不能依賴某些已經過時的權威、名流之意見。中國海外民運當之無愧的「首席政論家」胡平，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為《呼籲台灣學生見好就收轉為正常方式抗爭》的評論文章。但我認為，這個題目本身就靠不住：沒有「好」，何來「收」？正因為台灣的憲政體製出現了大問題，才有學生和市民用街頭運動和佔領立法院的方式抗爭，若「正常方式」有用，人們何必「抗爭」？
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說法：唸經濟學的高希均對簽署服貿協定非常興奮，沒想到台灣內部的報導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麼會是一個開放丶民主丶自由與有信心的台灣怕跟人家競爭？」
這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灣媒體對服貿的報導並非一面倒地反對，國民黨控制和影響的主流媒體大都是挺服貿的；其次，高希均說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害怕競爭，是故意混淆焦點：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反對中國的吞併企圖。高希均早已淪為吳介民所說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的代言人，他的言論豈能作為論據？
太陽花運動期間鎮江街一景（圖片來源：李清遠＠台大新聞E論壇）
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復，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愿和犬儒的表現。
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參與示威的學生。（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台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
為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
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台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
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台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絶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施施然地走進了歷史的垃圾桶。（本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