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政治之中有沒有「善」的存在？

先前提到民進黨早期對於「非核家園」的主張，和其創黨的精神中，必然含有對於「善」（good）的追求說法，引發了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究竟一個政黨所追求的，到底是權力？還是「好社會」（good society）？顯然眾說紛紜。

這又帶出了一個更基礎的問題，政治裡面到底有含不含有「善」的成分？比起美國豬肉裡面到底含不含瘦肉精、或者總統的女婿身材如何，政治裡面有沒有「善」的存在，似乎更值得人們花時間思考；當然，我知道這個島嶼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不太愛思考。

只有宗教在追求「善」嗎？

幾星期前，教宗本篤十六世突然辭職，象徵新教宗選出與否的梵諦岡西斯汀教堂窗口冒出黑煙，讓教徒忐忑在心；看在非教徒眼裡，這齣教宗辭職的劇碼，不知道有沒有「刺鳥」（The Thorn Birds）那麼刺激。幾經協調，好不容易才選出了首位非歐裔的教宗方濟，他過去在阿根廷威權統治中的角色，也受到輿論關注。

當然，無論是首位非歐裔或者首位來自南半球的教宗，都有其特殊的政治象徵意義。宗教裡面也有政治，想當然爾，「善」也不該是宗教團體才能追尋的特權。世俗政黨的目標當然是獲取權力與執政，但獲取權力是為了什麼？這議題的確值得經常迷失在權力中的世俗政黨思索。

權力分立只是為了防範「惡」嗎？

相信政治之中有「善」的存在這件事，其實也花了我很長一段時間。我所曾受過的政治學訓練是很美式的，強調的是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方法論上的價值中立。

美國政治制度很強調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概念，因此美國憲法採取了三權分立的主張，並把三權中心的立法權再拆成互相制衡的參眾兩院，一個代表州、一個代表選區，也賦予了大法官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 power），這一切都是為了要讓權力之間互相牽制，避免任何權力獨大。

還記得大一政治學的老師總是諄諄教誨，說這種講求制衡的政治樣貌，是因為美國人相信權力會導致腐化，因此刻意設計出來的制度。我還記得他在這個議題上推薦的補充教材，是斯洛伐克作家Ladislav Mnacko撰寫，老作家彭歌翻譯，描述權力與腐敗的經典小說《權力的滋味》（當時覺得好難看）。

可能因為政治學啟蒙的教育是這樣，我也一直如此相信，認為絕對的權力當然導致絕對的腐化，而許多激烈的哲學家所謂善與烏脫邦的追尋，則經常是悲劇的起源。

研究所時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每每讀到1959年大躍進或後來的文革，都會皺起眉頭，認為這種盲目地烏扥邦追尋，無疑是人類災難的罪魁禍首。也因此連帶著，我一直不太相信政治裡面有「善」的存在，而之所以相信民主，也是因為對於這個平庸制度的制衡能力比較有信心。

為什麼要追求權力？

但翻開古典政治學家們對政治的詮釋，亞里斯多德所謂「人是政治的動物」，談到了理性、思辨與良善公共生活的追求，雅典民主的先驅者派瑞克里斯談到有關公私領域的清楚界線與治理的藝術，或者是Aurelius Augustine在《上帝之城》裡對於公義與國家的思索，他說「沒有公義，國家豈非如一群強盜？一群強盜豈非如一小國？因為他是一個團體，有一個領袖，有合約，並依規定分贓物。」

不禁要想，政治裡面真的沒有「善」嗎？一個沒有「善」的領域，怎麼會是亞里斯多德眼下公共道德的展現場域呢？於是我想問，如果政治的核心關懷是權力的分配，那麼，權力分配最原初的目的是什麼？

關於這個主題，李登輝說過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權力只是我執行理想的工具，可以借來用，也可以隨時歸還。」有人喜歡李登輝，也有人對他有意見，那是因為他的理想，可能和一些人的理想相悖。

但卸任的那一天，李登輝微笑著和大家揮揮手說「謝謝大家，再見」的身影，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對他來說，權力是身外之物，是借來完成什麼理想的工具，該歸還的時候，就必須歸還。這種拿的起與放的下，也是一種政治人格的展現。

獲取權力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善」嗎？

如果不曾追求權力，李登輝就無法踏出台灣民主化的第一歨。這讓我相信，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對權力沒有野心，想必也很難完成理想中的改革。寫《希臘羅馬英豪列傳》的羅馬時代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us）就認為，對權力的野心有助於人們對榮譽的追求與自我要求，這種野心有助於政治往良善的方向發展的動力。

19世紀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與「論帝國總統」這兩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自己對於具有卡里斯馬（Charisma）權威的魅力型政治領袖、人格者的嚮往，希望藉著這種魅力可以打破理性化的鐵籠（iron cage）。

戰後有些學者對韋伯這種想法提出批判，認為韋伯的英雄期待，為希特勒的崛起舖下了康莊大道。但韋伯的哲學家朋友雅斯培（Karl Jaspers）顯然不這麼看，他認為這樣批判的人，對韋伯思想中的責任倫理與心志倫理視而不見。他認為韋伯只是看清了魔鬼的真相，而不是同意魔鬼。

在一篇叫做「論韋伯的政治思想」（1962）的演講中，雅斯培如此闡述好友的主張：「國家在求生存的過程中，如果沒有遵循正常的遊戲規則，終會因為技術手段與權力過度發展而招致滅亡」。雅斯培認為韋伯如果不幸經歷了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想必會對這個國家的人們因為無法思考、失去生而為人的自由而造成的墮落失望透頂。

是政治裡面沒有「善」，還是政治人物忘記自己從政的初衷？

在著名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中，韋伯本人也提到他對政治家追求權力的想法，他說「在政治家的工作中，必須追求權力，作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不過，一但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objective），純粹變成各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是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

從這樣的說法看來，韋伯政治學中以責任與心志倫理之名而生的，對於「善」的追求，顯然不因為其所強調的價值中立而有折扣。

其實，當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學中，之所以強調對於權力過度使用的制度防範，也是因為相信政治本身也帶有追求良善的價值。因為認為民主制度是建構「好社會」（good society）的重要基礎，所以所有的制衡，其實也都是為了維繫公民們生活的幸福而來。

民主制度知道權力的追求可能導致政治人物在迷霧中走失，但它也同時相信對權力的追求可以帶來人們最大的幸福，因此這個制度在本質上允許政治人物以追求權力以完成理想，但對於過度貪婪的權力也以制度施以制衡。這樣看來，當代政治學所強調的制衡，其實並未否定政治追求良善的本質。

就在社會上為了政黨該不該介入公民發起的反核四運動，各路支持者因為不同主張而刀光劍影、蠢蠢欲動的同時，我倒是想到政治學者吳乃德在「英雄的聖經，政治家的教科書：閱讀普魯塔克」（2010）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新興民主國家的問題或許是，知識分子認為權力必然邪惡、也必定腐化；而一般人又過於盲目擁戴於他們的領袖，即便領袖無可置疑地貪污和腐化。」

這段話提醒了我，在這個不太愛思考的島嶼上，患有政治恐懼症的人們，以及那些忙著追求權力的政治人物，好像都只記得政治追求權力的一面，而忘記詢問其「為什麼追求權力」的初衷。也大概是因為如此，所以政治才會讓人討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