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標題裡有一位佛教法師、一位世界級的電子業經理人和一位台灣新銳導演。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
答案:他們都是「緬甸人」。
「緬甸人」這個概念有點模糊,因為在緬甸生活的華人,他的出生地和他的國籍經常不是同一件事(或者根本沒國籍)。最近緬甸爆發的一場內戰,再度把這個議題打上檯面。
大約在農曆春節前,緬甸「果敢自治區」前主席彭家聲,率領「果敢民族民主同盟軍」發動內戰,他們打著「爭取民族生存權利和尊嚴」的口號,第一時間就擊斃三十多名緬軍,攻下果敢自治區的首府老街,報了二零零九年被緬甸政府軍逐出果敢的一箭之仇。緬甸政府調集部隊清剿同盟軍,老街再度易手,這場內戰一直持續到筆者寫稿的這一刻。
這是一場遙遠的戰爭:地理上遙遠,戰爭的熱區是老街及周邊山區。老街距離緬 /中邊界的雲南南傘鎮十公里,南傘距離雲南省會昆明九百公里,而昆明到台灣是三小時的飛機航程。
心理上,這場戰爭同樣遙遠。除了兩、三個星期前緬甸政府軍清剿同盟軍的炸彈誤丟進中國而引發了中、緬邊界一陣緊張外,台灣媒體上幾乎看不見對這場戰爭的報導。
但這一場「遙遠的戰爭」所處的歷史脈絡,和一群不管是主動發動,還是被迫捲入這場戰爭的「緬甸人」,其實和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必須先解釋:所謂的「果敢人」和「華人」同文同種,但在緬甸的體制下「果敢族」和「華人」卻是兩種身份。關鍵在於先來後到。「果敢人」相傳是明朝時跟隨永曆帝流亡的遺民,至少移居緬甸三百年,具有完整的公民權利,「果敢族」是緬甸的少數民族之一;然而被稱作「華人」的,則是近五、六十年陸續移居緬甸的中國人,例如台灣比較熟悉的「泰緬孤軍」和他們的後裔;或者一九四九年之後因為逃難或逃荒進入緬甸的中國人。
因此,彭家聲這次起兵,是一部分「果敢人」和緬甸中央政府的對抗;但卻更多地被定性為「華人」反抗「緬人」的民族戰爭。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權利」的要求和個別政治領袖希望藉戰爭重新取得「權力」等議題攪在一起。構成了這場內戰的基調。特別是彭家聲陣營用最大的力度宣傳「民族戰爭」主張,希望把中國拖進這場戰爭裡。彭家聲受訪時甚至直接把果敢比做俄羅斯與烏克蘭交界的「克里米亞」,然後向北京政府嗆聲:「果敢願意做克里米亞,但不知誰是普京!」
如果狹隘地只看戰事如何推演,哪方多佔些優勢等等,的確和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如果分析緬甸華人/果敢民族這一塊錯綜複雜的國家、文化認同問題,可以發現它不只和台灣有關,甚至對台灣未來的東南亞政策都將有重大啟發。
台灣學生在高中、專科或大學幾乎都有接觸「僑生」的經驗,這些學科程度通常和本地學生有一段差距,被認為享受了「政策優惠」才能進入專科大學的學生,大半來自國家認同意識紛亂的東南亞地區。他們的家族可能早已世居東南亞上百年,但他們慣常使用的語言、文字仍然是中文。一開口也總是「我們中國人......。」
在緬甸這種情況更嚴重:軍政府的極權統治,以及優勢族群緬族人在政治、社會和心理等領域對華人的歧視,讓當地的果敢人/華人愈發向緬甸認同說不。很長一段時間,留在當地的華人青年無法出頭,而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延續「中國正統」所提供給當地華人學生的種種優惠,讓他們認定了出走海外才有未來,而台灣是其中首選。
周永明和趙德胤都是在類似的情境下來到台灣求學,隨孤軍撤退到台灣的釋心道法師經歷更是坎坷。但不管如何,台灣都是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可以說沒有台灣,他們的人生「翻身」的機會微乎其微。因此,旁觀者固然完全可以批評所謂「僑教政策」完全是虛幻的「大中國意識」的反射,但對周永明、趙德胤和五十年來數以千計的僑生而言,他們從僑教政策裡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教育機會,這和台灣例如一位三級貧戶的孩子因為苦讀升學而出人頭地,意義其實是相同的。
筆者日前到緬甸採訪,恰好碰上三月七日台灣大學聯招海外考區的考試日。承辦的暨南大學派出八位教授負責緬甸四個考區。一整天考試結束,第二天臘戍考區當地的聖光學校校長魯金文送教授們到機場,老校長臨行前緊緊握著教授們的手,用很擔心的口吻交待了一句:「你們回去要幫我們反映意見:千萬不要把海外聯招取消了。」
以政治認同來說,魯金文校長對中華民國的認同遠超過對中國大陸。但他為保留海外聯招制度再三請命的原因,與其說有著「國族大義」的成分,更多的應該是希望為緬甸華校的畢業生,保留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珍貴機會。
一個讓緬甸華校教師、學生不好說出口,但卻對未來受教機會如此擔心的原因。是眼看著二零一六年國民黨就要丟掉政權,民進黨重新上台。而上一次海外僑生名額、資格的緊縮,就是起於兩千年陳水扁總統上台執政。
在台灣,近二十年公眾對國家認同大抵是「由統到獨」、「由『中華』到『台灣』」,變化速度之快讓海外華人難以跟上,也造成了巨大的「觀念時間差」。如今再聽到緬甸的中學教師到台灣講習時參加升旗典禮會落淚的故事,油然而生的是一股悠悠我心的蒼涼感受。
但另一方面,就在此時此刻的緬甸,即使是魯金文這一輩的校長和教師,也逐漸開始教育學生學華文之外也要習緬文,認同、融入緬甸。應該認識到「我們的國家是緬甸,我們是緬甸人」。
對台灣而言,辦理海外僑校教育原本是為了和北京政權「爭中國正統」,如今如果這樣的動機不存在了,是不是「僑生制度」就該走進歷史?筆者並不這樣主張。
不管是心道法師、周永明或者趙德胤,他們得以在世界上發光發熱,都立基於台灣。台灣提供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則以巨大的精神甚或實質財富回報台灣。
過去的緬甸是一個封閉超過五十年的國家,但自從二零一一年緬甸奇蹟似地走向改革開放之後,被全世界普遍認定是未來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二零一二到一四年三年之內,美國總統歐巴馬兩次訪問緬甸就足以說明一切。
台灣貿協近年也跟進在仰光設處。貿協在招商簡報中明列台灣廠商前進緬甸的優勢之一就是「華人的語言、思維及文化」,而在當地的華人,知識程度足夠為台灣廠商開疆闢土的,相當一部分就是曾經在台灣苦讀的緬甸僑生。
事實上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機會,從二零一一年起,從緬甸到台灣念書,之後原本留在台灣的僑生間已經掀起了一股返鄉潮。這些僑生們,完全有潛力成為台灣在東南亞外交和經貿布局的基礎。談起經略市場,台灣擁有南韓、日本等國遠遠不及的優勢,問題只在於我們有沒有發現它,能不能善用這樣的優勢,並且將原本的政策延續下去。
換言之,台灣現行的僑教政策固然源於極權政府的虛幻意識型態,但這絕不表示它不能被轉化為進步價值的實踐。時至今日,台灣已經不需要、不可能也沒有意願去和北京爭著奪華人世界的「政治神主牌」。但不想當「祖宗」,可以當「兄弟」。台灣完全有這樣的能力站在「扶助弱勢」的價值上延續現行的僑教政策;或者考慮得現實一些:它將給台灣帶來實實在在的外交和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