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非光與影

先從影的部分開始說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常看到同學們的旅遊樣板文。有的去菲律賓，有的去泰國，左手摟一個當地貧困的小孩，懷裡抱一個，右手還不忘再拉一個。然後告訴大家，不要忘記最原始的純真，更有甚者，發表「他們的心靈比我們更滿足幸福。」我最近常在想，未開發甚或貧困就代表純真嗎？他們的心靈真的比我們更幸福滿足嗎？

我總認為，我們必須做的更多，想得更深。

（對非洲有興趣者可以參考這位想想作家所撰寫的文章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551）

來到烏干達的頭幾周，就先幫助已來此地一陣子的日本客戶處理土地，建物，以及管理的問題。客戶由於受到日本某大企業援助資金，在烏干達成立一間公司，旨為援助當地因愛滋病失去摯愛伴侶的孤兒寡母。因為在烏干達成立外國公司要課重稅，所以他將公司51%的股份無償給予當地人（艾滋病患者）。除此之外，也因為該國規定外籍人士不能購買土地，他也將土地權全權給予當地人。正當事業準備要開始，僱用計劃正在開展，那些他本來要幫助的對象，卻集體把所有資產脫手販賣。他的公司本來就是要幫助當地居民以及艾滋病患者，給予他們長期永續的工作，甚至之後的醫療保障，無奈欺騙，詐欺在這國家盛行。

Help me help you，似乎不怎麼行得通。

我來之後，除了處理是土地糾紛，以及法律訴訟，也參與義工活動。因此，得以與當地的許多NGO接觸。 許多國家，尤其是日本的NGO，幾乎都已經撤離這個國家。經過不斷追問原因之後，才約略曉得問題所在。日本部分NGO以為，烏干達人對於當地的了解更深入，因此便交由他們一手包辦組織以及行政。無奈這卻是噩夢的開始。小從做假賬，浮報經費，建築物偷工減料（給他們自己小孩上學的學校），大到製作假的土地權狀給當地NGO，幾乎無奇不有。似乎當地住民對長期計劃較無觀念，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極度貧窮導致Live For Now的短期想法。諷刺的是，發展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長期的計劃，以及永續的經營。

Yuko Kobayashi（假名）一位在此地工作三年的NGO職員告訴我，她面臨最大的問題是「help」這個詞彙。Help不是給，不僅僅只是給。她所服務的機構不斷有當地的烏干達學生跟他求助，有的要電腦，要Ipad，有的甚至要兩台，因為一個要送給朋友當禮物。每當Yuko從日本返國，當地烏干達人在親切問候之後的下一句話永遠是「What did you bring for me？」

他納悶，這真的是help嗎？這真的有幫助到他們嗎？

另外一位當地的NGO主管，Naomi（假名）有著不同的困擾。他們的NGO致力于提供當地兒童教育機會，甚至定期提供獎學金給予當地青少年到日本或美國大學學習的名額。常有人說教育是窮人翻身的希望，當地青年卻再一次prove otherwise。當他們獲得NGO的資金補助去外國學習時，似乎跟早期台灣或者東亞留學生所選的道路有點不同。他們在學業成績表現相當不亮眼，有些甚至在日本大學拿到多科不及格的分數。（日本大學給成績已經是非常寬鬆）許多學生到日本完成大學到研究所學業之後，還是無法說日語，更不用說是讀寫。除此之外，跟過去東亞或印度的開發中國家不同的是，許多留學生將NGO每月給予的生活費花費在治裝以及3C產品，比方說價值12～20萬日幣的蘋果高階電腦（儘管主修的科目是文科，根本不需要什麼高性能的款式）。簡而言之，對於自己教育職訓的再投資，或者匯款給家鄉親人，皆是不常見的。

「當他們完成學業之後，我們發覺到他們唯一的不同是打扮變嘻哈了」Naomi這麼說道。

事實上，正由於對當地人的失望，有些NGO的員工對當地人的態度非常不佳。我曾多次關切，希望他們能夠改善態度，也曾對他們說，如果不喜歡這裡，對他們絕望，你擁有回去母國的選擇，不是嗎？他們總是淡淡的對我說，當你付出多年的青春給他們之後，或許你有資格對我們這麼說。 我一時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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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Nansana往坎培拉（Kampala）的道路，總是紅土飛揚。

褐紅色的土地，是非洲的特色。在烏干達，造物者給的自然資源確實不少。美麗的天然景色（孕育北非文明的尼羅河的源頭，以及非洲第一大湖維多利雅湖都在此）富饒的土地，以及一年兩次的雨季，這些天然資源，絕對不下台灣。Mr. Abbey，一位我所尊敬的烏干達農業技術專家，也是當地富紳，跟我說道：「上帝給烏干達的資源太多了。我們除了是內陸國家以外，幾乎所有的天然資源我們都有。一年兩次雨季，溫和的氣候（烏干達平均海拔約900~1100公尺），肥沃的土壤，怎麼種怎麼長，我們應該要成為非洲的糧倉，而不是跟人乞食。」

Abbey的房舍後，有約兩公頃土地，種植各種作物。他不斷教育臨近的居民，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種植作物。他從中國進口溫室用的鐵架，先搭建示範給當地人，之後在就地取材，用當地的材料搭建，分洗給村落的居民。

事實上，Mr.  Abbey所奮鬥的，就是一句話：Don’t ask for help, earn it.

再從光的部分開始講。

許多日本的NGO成員對於烏干達當地民眾不守時，欺騙，詐欺，懶惰等等惡評，我對他們所述是否為事實面，不與評論，但對可能成因卻有不同的看法。日本、韓國，甚至是德國，都曾被批評過「懶散」以及「不守時」。很難想像吧？ 請參閱：T. Hodgskin(1820) Travels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describ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commerce, education arts and manners in that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kingdom of Hannover, Vol.1。 

書裡面對當時北德（德意志帝國尚未成立）的敘述是「公共設施極差」，「不老實，愛占人便宜」

一戰前先進國家對日本人的文化以及製品，也認為是廉價以及野蠻。為何短短一兩個世紀，大家對日本以及德國的想法完全改變？

在工業化之前的社會，由於不需要對時間的精准控制，本來就不用精准到以「分」作為計算單位。你有看過哪個人因為5:03分不插秧導致嚴重後果嗎？ 再者，如果單純以「文化差異」，「非洲人懶散」歸咎為非洲不發展的原因，那說真的，我也不用去烏干達，NGO的人去了也沒用了。

文化以及對人種的批評，對於改變現狀完全沒有助益（至於如何發展開發中國家，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會另外撰文討論。）

如果因為一兩次的不好經驗，而將負面經驗歸咎于全體當地人，那原本要利人為己，反而損害彼此關係以及對人性的信心。

在當地，我們遇到一位叫Jenny的中年婦女，他算是在相當早期（1990）就被丈夫傳染。24年前的烏干達，比現在更加蒙昧，既沒有網路也沒有手機，公衛知識更未普及，他約在96年發病，她說，當時村落的人都很害怕，甚至趕走他。時身無份文的她，又帶著兩個兒子，貧病交加，差點死在路邊。

還好有國際NGO組織，接納並提供居所，進行簡易的雞尾酒療法（感謝某位國民黨委員所說的牽猴仔何大一博士），經過調養，撿回了一命。 之後她便發誓，她不但要活下去，要活得好，活得長，還要幫助更多跟她一樣的病患。 現在Jenny不僅協助日本當地NGO，也是眾多孫兒的好祖母。 更可貴的是，他的子女們，遇到來自國外的義工，絕不伸手要錢，反而熱心協助，可能也是因為Jenny的身教吧！

Jenny的兒子William跟Ronald，在沒有父親的狀況下成長，一路上看到母親受到的苦痛，倒是很爭氣。 Ronald在當地一家外商公司上班，William則是工作加上兼差，克勤克儉的在當地一所技術學院修習電腦科學。對照之前Naomi所說的，補助大比鈔票送去日本留學的烏干達學生來說，William的表現跟成就，遠大於他們數倍。

我總想，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差？ 有烏干達人受到大量的資助，送到國外受教育，卻不用心，也有烏干達人憑著自己的力量，艱辛的一步步向前。

有人願意把自己辛苦得到的資本，投資自己的技能，也有人把輕鬆得到的獎學金，拿去購買奢侈品。我們到底該把資源投向誰？如何能夠判定？ 

到底我們是在幫人還是在害人？這些問題，值得「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