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地菁英的反社會人格──從蔣偉寧辭職談起

對長期關注社會與教育議題的朋友們來說，教育部長蔣偉寧請辭，並未帶來正義伸張的痛快，而是一陣錯愕，以及對政局的無力感。大家都無法理解，為何一個任內狀況不斷，推行政策時對社會、學生與家長都造成重大傷害的不適任官僚，要等到個人學術研究操守出現無法解釋的失格時，才被逼出來面對。請辭時還可以擺出一副大局為重的態度，優雅地一鞠躬，彷彿在等待誰會給他掌聲似的；而事實上，昨日他亦在教育部一眾職員的掌聲、獻花、簇擁中離開。

 

 

這份沮喪的源頭，絕非民眾妒恨菁英的非理性心態，而是台灣統治菁英階層集體的價值觀偏差。菁英們對本國人民的痛苦視若無睹，容許自己的政策殺人，可以在關乎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上說謊不眨眼，真正能讓他們在乎的，卻只有自己在所謂國際學界上的名聲。回顧蔣偉寧任內所作所為，當初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蔣以跋扈的姿態壓制參與抗爭學生的言論，親官方媒體還為他抱不平，譴責學生代表陳為廷不禮貌；月前的免試入學爭議，粗糙政策在學生與家長之間造成恐慌，蔣仍然得到馬英九總統力挺，官方定調將十二年國教亂象的責任歸咎於家長落伍思想，以及名校迷信。這些重大的施政問題，都沒有逼得蔣偉寧像這幾天那樣密集地面對公眾。原來，對統治菁英們來說，在國際學界的個人榮辱，比傷害台灣本地社會的政策重要那麼多。

 

這種可怕價值偏差從何而來？其深層的原因應在於，脫離本土的士大夫出山文化，一直瀰漫在台灣學界與政界中。至少自1970年代以來，留學外國的高學歷菁英在各領域頭角崢嶸。國家擺出禮聘他們出山服務的姿態，讓不少人自以為犧牲重大，捨棄了崇高的國際學術舞台與國外優渥待遇，抱著一種「入地獄」與「入鬼島」的心態回國服務。因此，這些人最多只會感念提拔他們的權力者，對本國人民的死活，則嚴重缺乏責任感。或許他們會認為：我都犧牲成這樣，你們還想怎樣？古代中國士大夫尚且知道他們所以能退而優游山林，乃由於人民辛勤耕作，讓他們享有免稅免役的優惠而來（儒家所謂「代耕之義」）。但不少當代台灣的旅外菁英的權力根基，卻來自美國主導的西方學術霸權，因此，他們心態與關懷與在地社會嚴重脫節。

 

離地菁英對本土人民漠不關心，對在地的台灣年輕學者與研究生尤其殘忍。這次論文弊案最驚心動魄的一幕，莫過於蔣偉寧將指導、合作研究的學生推上火線，讓他在公眾面前包攬一切責任。在台上，蔣一派神色自若，學生則誠惶誠恐，這落差很可能不是來自尊師重道的傳統，而是兩人權力關係的懸殊。觀眾從電視螢幕看到的，不是學生壯烈地捨命護師，而是蔣挟著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學術霸權的雙重權威，強迫本土培育的博士就範。無論在政界或學界，離地菁英們的扭曲心態，都讓他們無法真正抱著基本同理心與人相處，持續在公私領域製造無數不幸。更可怕的是，在現有依賴外來學術權威的知識生產架構之下，這樣的人物，蔣偉寧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