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想想】威權主義 vs. 民主體制 哪個較能推動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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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郭台銘最近提出了幾個問題,「民主可以當飯吃嗎?」、「民主有助於GDP嗎?」,引起了很大的討論。郭台銘可能不知道,這些問題其實是當代政治學的大哉問,有點類似「威權主義還是民主體制誰比較會推動經濟成長?」經驗上看來,多元民主國家經濟大抵都還不錯,但的確有很多經濟上成長快速的國家,並不是民主國家。比如1970年代的台灣,或者當前的中國,就是明顯的例子。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
 
郭台銘是叱吒風雲的商場大亨,他問這個問題很正常,因為他所治理的公司之所以賺錢,絕對不是因為決策民主,而是因為他領導有方。但他問這個問題也不正常,因為正常有腦的人,都知道公司治理和國家治理是兩回事。
 
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營利,為了營利,就要追求效率,民主剛好是最沒效率的一種治理方法,而且越多民主、越多參與,效率一定越低。但國家的存在恰恰不是為了營利,國家,即使在最極端的自由放任主義體制下,國家都還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守夜人」之存在恰恰是為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那怕是乞丐擁有的一塊錢,都是他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
 
儘管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有51個是企業,但企業終究不是國家,企業不照顧每一位公民,企業只照顧股東,良心一點的多照顧了員工。但除非整個國家都隸屬於同一個企業,不然企業當然不能取代國家。至少國家要照顧每一個公民這件任務,企業就不可能也沒義務這麼做。郭台銘好像沒搞清楚國家和企業不一樣,國家本來就沒必要為了他的企業獲利作牛作馬,犧牲大多數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公民期待要有通訊自由與安全,光這點就足以讓國家必須拒絕他使用華為的機器作為降低4G成本的利用。
 
郭台銘賺錢固然有助於GDP,但如果他所可能傷害的通訊安全與自由,無助於全體國民的最大利益(簡單來講就是沒法Z>B),那他的利益就無助於國家的利益考量。簡單來說,郭台銘和國家所思考的「利益」,並不是同一件事情,而郭台銘沒搞清楚這件事。有很多人,像徐旭東、蔡衍明、趙藤雄、王雪紅、曹興誠等等,其實也都沒搞清楚企業和國家本來思考的事情就不一樣,才會一天到晚對國家阻擋了他們獲利指天罵地。關於這點,類似地位的企業家好像只有張忠謀弄得清楚這事。這就證明了除了會賺錢、會看報表,企業家其實需要多讀一點書,有一點基本的人文素養。
 
我上面所舉的許多企業家,常常都在批評民主,認為民主沒效率,對經濟成長沒幫助,但他們在威權主義國家也討不到什麼便宜。中國的小米機在低價智慧型手機的市場已經造成轟動,壓縮了台灣廠商的獲利、晶圓代工早就西進到不知道雲深不知處,而作米果或者百貨公司的,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氣在打通關節上面,卻打通完的關節在威權主義國家也不一定好用,財產權好像一點也沒受到什麼有效保障。世界規模最大的鞋業代工寶成最近也踢到鐵板,因為長期以來對中國勞工的社會保險高薪低報,引發了長達兩周的大規模罷工,中國政府顯然也沒站在寶成這邊,讓他們損失慘重。
 
這顯示了,威權主義國家雖然有效率,但是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可能因為政策的突然翻轉、領導人的上下臺、政變,或者任何難以想像的原因,而引發預期外的損失。郭台銘自己也曾經為了中邪似的連續跳樓事件與其後續而焦頭爛額,這種難以收拾逆料的殘局,其實比較不可能出現在民主國家。因為民主的制度基本上建立在一套正當程序(due process)上,它可能緩慢,但可預期。沒有錯,為了追求發展,威權主義國家可能會以比較有效率的方式給予外國直接投資快速通關或者高額利潤,但這些未經同意的權宜措施,可能因為任何原因而突然被取消,出事也會求助無門。
 
此外,威權主義國家因為經濟受到控制,領導者會用更大的心力、財力去鞏固權力,經濟行為其實遠比民主國家更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也間接造成了接班或政變後政策延續的不穩定性。過去台灣曾經在柬埔寨押錯寶而倒了大楣,一直到近幾年才稍能彌補。不過,企業家總認為倒楣的不會是他,但為了要不是他,企業所付出的行賄等外部成本其實相當驚人,這恐怕也是郭台銘這幾年來一直想「鮭魚返鄉」的原因之一。
 
威權主義會因為追求經濟成長而建立法制,但法制本身與威權主義的任意性就是衝突的概念。因此每一個威權國家在經濟成長到一個階段後,都會面臨壓力不一的民主化或自由化呼聲。為了解決問題,也多半會逐步的朝更開放的方向走,在「現代化理論」中,這就種下了威權主義滅亡的種子。當然,也有一些威權主義體制不斷掙扎、革新,採取更為進化的獨裁手段來建立比較穩定的政商體制,以穩固自己的權力,政商資本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型式,許多紅頂商人,正是這種體制的暫時獲益者。
 
但威權體制終歸是不穩定的體制,即使像是中國這樣已經建立每五年換屆制度的國家,都難免有些風雨,並來去一批又一批的紅頂商人;若是忽略這些事,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那就是對威權主義的本質沒體認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