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日本學界研究台灣政治的第一人,著有《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等書。
原文連結:本文刊載於早稻田大學線上網站「Waseda Online」
「太陽花學運」的衝擊
三月十七日,在台灣台北的立法院(相當於國會)中,執政黨國民黨於內政委員會強行通過了「服務貿易協定」(去年六月簽署)、逕付院會審查。是夜,一群反對此事的學生衝入立法院、佔領了議場。出乎意料的,這個行動迅速獲得了支持,自佔領議場以來,立法院周圍的街道都被支持者佔滿。議場內外的聯絡和補給、發送給國內外的訴求與資訊,都迅速地整合起來,數日後,這波運動被通稱為「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警方宣稱有十一萬人、主辦單位宣稱有五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於總統府前舉行。
這場運動在國際社會的迴響並不小,甚至連中東的半島電台的報導中都面訪了該運動的幹部。自2008年以馬英九為總統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執政以來,開放兩岸直航、中國觀光客來台、中國對台最高機構長官訪台、對中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國共兩黨的頻繁交流活動、加上今年年初中台對口機構的初次會面,使經濟關係從「正常化」轉為「強化」、甚至將重點從經濟關係轉向政治關係等等,都一再向國際社會顯示著中台關係的急速發展。儘管推測「太陽花學運」對今後的局勢會造成如何的影響,有其難度,但,從台灣內部的反對聲浪來看,中台關係的停滯和後退的可能性,也是國際社會應該要重新認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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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陳熙文@台大新聞E論壇)
四月六日,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院長(相當於國會議長)做出了「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制定之前,不會進行有關服貿的政黨協商」的讓步,「太陽花學運」於隔日(四月七日)宣布實質勝利聲明,並決定於十日晚上退出議場。究竟為何「太陽花學運」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並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呢?
最常被指出的一點是,自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親中態度,讓台灣社會快速被「中國因素」滲透,並在台灣內部造成廣泛的、對中國快速併吞的不安全感,因此,我們也許可以將這個運動理解為,在這樣的不安累積之下的政治爆發點。
但是,若細觀民主化以來的台灣政治,便會發現有一些不能忽略的背景因素、以及民主化後臺灣總統政治的問題,正在漸漸地浮上檯面。
台灣總統政治的運作
在新興民主體制之中,由於規範總統權力的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進步,導致即便國家元首選舉已經民主化,選後仍然容易發生最高政治權力、及高階官員的貪汙和獨裁化。在台灣,於陳水扁的第二任執政期間,亦曾發生過貪汙問題。因此,綜合而言,台灣的總統政治,有著台灣特殊政治脈絡下產生的問題。
台灣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黨綱明文寫著「台灣獨立」。近年來,民進黨的領導者雖然沒有直接主張台灣獨立,但台獨綱領的廢止問題,也沒有詳細地被討論。而且,民進黨領導者也不曾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外,執政黨國民黨既然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也不否認與中國的「終極統一」、並且對「一個中國原則」採取既不主動表明立場、也不否定的態度。意即,從台灣的政黨意識型態對抗光譜而觀,可將此視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而政黨與政治家,就在這個光譜上或多或少地尋求自己的立足點。
此外,自1990年初期開始,一直在持續調查的民調結果明確顯示,對「自我認同」一問回答為「台灣人」的比例確確實實在上升中。另外,對未來的國家選擇,即「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偏好問題,一直都是「維持現狀」佔大多數。其中,自馬英九執政以來,「台灣人」和「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中。不管是要當選總統、還是要在當選後穩定執政,總統都必須在這樣的民意基礎上巧妙維持著某種平衡。當然,面對中國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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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19日,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與林義雄等人率領數萬群眾遊行要求總統直選。(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1996年開始,台灣實行總統直選。任期四年,不得連選三次以上。至於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和地方首長、地方議會議員等政治家,則多依據意識型態、考量現實利益來決定作為,因此選民在投票的時候也並非純然依據意識型態在投票。但是,決定國家領導人的總統選舉,就另當別論了。
如前所述,選民對「統獨議題」的意見分布,明顯呈現為中間最多數的倒U字型分布。若把意識型態的光譜,以最左側為「台獨」、最右側為「反台獨/統一」來看,則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可以發現民進黨候選人從中間開始,努力鞏固左方的所有支持者,並想盡量把「羽翼(wing)」伸到另外一端,希望把得票最大化,而國民黨亦然。例如,2000年大選中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在黨大會中做出以「台灣已實質獨立、現況下的名字是中華民國」為旨的決議,擱置「台獨綱領」;或是馬英九於08年的選舉表示「燒成灰都是台灣人」,以修辭技巧來拉攏「台灣意識」等等,都是很明顯的例子。
但是,開始實際握有政權之後,與選舉態度的相異之處開始浮現。原本總統本身的政治信念必然位於意識型態光譜中點的「左方」或「右方」,而選後進入執政決策圈的政黨人士和學者亦是如此。此外,在選舉的時候熱心幫忙、有狀況的時候會聲援街頭運動的支持者,通常位於較為接近意識型態光譜左右兩端的位置。而這些熱心支持者的意識型態光譜分布,便呈現M字型。事實上,執政黨從當選後的第二年的預算編列開始,就會漸漸有偏綠或偏藍的施政傾向出現,而光譜另一側的反對者,就自然會出現強烈的不滿聲浪。
這樣的「選後意識型態M字型分布」凌駕了「選時意識型態倒U型分布」的狀況,在總統連任後的第二任期更為明顯。雖然在第二任期一般而言支持率會下降,但由於台灣規定不能選第三次,所以對總統而言,比起當下的支持率,他會更注重任期結束後的歷史名聲。若推行公共政策的成績不佳、支持率直直落且難以回復,那麼在第二任期,總統這樣(重視名聲)的傾向便會越來越強,進而導致總統的施政越來越偏離選舉時所重視的平衡態勢。例如,陳水扁的狀況是,陷入中國政策的失當與自身貪汙問題的窘境,政策便開始訴諸左端的「深綠」支持者,進而束縛了後來在大選與馬英九對戰的同黨候選人謝長廷。至於馬英九的狀況是,無論對中國的關係如何進展,都無法順利改善台灣內部的經濟狀況,因此,即使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受國際肯定,國內支持率仍十分低迷。馬總統在進入第二任期後,表明了他要完成「歷史的使命」,除在經濟方面持續紓緩兩岸緊張關係之外,也希望能與習近平主席會面。而這個「創造兩岸和平道路」的使命感,更使得他認為「服務貿易協定」無論如何一定要被立法院通過。這樣的使命感不只造成了總統的焦慮,更被認為是這次國民黨之所以要在委員會強行通過服貿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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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我是魚夫@Flickr)
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
如果可以用誇大一點的說法來形容的話,台灣的總統政治,可謂被一個「怪物」附身了。這種捉迷藏式的用詞或許不太恰當,但若要防止所謂的「怪物」出現,臺灣的總統必須同時扮演「陳水扁」和「馬英九」的角色,才可以維持臺灣政治穩定所需的平衡。換言之,臺灣總統不但需要有充分的黨內權威、才得以在「統獨」問題方面取得平衡,也必須擁有對民意脈動的敏感度,更必須擁有能讓人民清楚了解政府欲推行之政策的政治溝通能力。如果無法擁有以上的能力,想要又當「陳水扁」、又當「馬英九」,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陳水扁召喚出了「怪物」,民進黨失去了政權,曾為民主制度的建立貢獻一己之力的他們,對民意的應對能力變得低落;至於馬英九在第二任期潛在的「怪物」,也有同樣的傾向正在加速成形。第二任期的政權運作、以及對服貿議題的處理,正是因為很多人都感覺到「政府沒有好好的向人民說明清楚」,所以像是佔領議場這種「違法行為」才會造就了對社會強烈的「覺醒呼喚(wake-up call)」,並獲得廣大的支持。
若是只有以召喚「怪物」作為代價才能達成政權交替,這對台灣的民主體制而言,必定只有負面影響而已。但是,被置於嚴酷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台灣,這回若是落入了「因為民主政治制度喪失了威信、進而訴諸體制外的抗議行為」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民主政治制度便會失去區隔「中國」與「台灣」的功能,不但「國民黨vs民進黨」的政治對抗關係將淪為表象,更可能在實質上不慎落入「國共兩黨聯合vs台灣公民運動」這種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太陽花學運」即便獲得一時的成功,在體制內擔負民主重責大任的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認知到這個層面的意義、以及所需要的擔當,將會非常的危險。尤其是在美國影響力低落、威權中國權力不斷坐大的現在,要是失去了台灣的民主,亞洲的民主也非常可能一併失去了吧。
(四月八日是為記)
十日晚上加註:學生把議場復原、清掃以後,在十日的晚上六點同聲明所述,從議場撤離了。
(註:本文譯者:林彥瑜 /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交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