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守護台灣》─ 台灣人的真心話

三月三十日，法國有四個城市與台灣同步舉行《守護台灣》的活動。那日，在巴黎的人權廣場集結了五六百人，聚集了不同國籍的外國朋友努力為台灣發聲，以台語、漢語、德語、日文、英法語等告知國際朋友台灣民主的危急存亡，當天現場也與台北立法院網路連結，異鄉遊子相約一起守護咱的台灣。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當日，我與台灣友人會合，出發前晚，替朋友也買了太陽花，搭了四百三十公里時速的子彈列車，北上。一位已懷孕的台灣朋友知道消息後也堅持前往，誰說：「台灣人不團結，極度冷漠？」 我企盼過去的「冷漠」「噤聲」將走入歷史，那許是威權的黨國教育，多次殖民體制把人民訓練成連台語、母語髒話都不敢大聲竄出口的悲哀，像奴僕小心翼翼地哈氣，像高級順民轉動眼珠子、打算盤計算著西瓜大小的利益，其實在被殖民的地方最看得出「人性」，一如在四方監獄裡我們亦可看到，如觀看監獄照片更令人直覺到人性幽光怔怔的眼神，那顆尚真、凝滯的心，一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筆下的人物，亦如「美者尚未誕生」一書的主角，那個尚無自己名字的「人」。

 

《照片中寫著：捍衛台灣民主。照片作者提供。》

 

忽然，我想起阿爸講的一句話：「台灣人真正悲哀。」

 

想起自己國小至高中一直被訓練成說一口華視主播「李豔秋式的標準國語」，被推派參加演講朗讀比賽、「保密防諜」畫圖競賽、各班還必須參加軍訓正步比賽、高唱「我愛中華」之「愛國歌曲」比賽，於今看來顯然是愛錯反錯之歷史的虛驚一場？那麼，原生於中國的中國國民黨為什麼非要如此執意地「教育」中小學生的自己呢？

 

我不得不執意地思索下去。

 

日前，作家小野在反核的「五六運動」裡，真誠說出了自己人生到了四十歲才恍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說自己從「我是中國人」，轉變為「『原來』，我是台灣人」的事實，這需要多深層的國族移根，與不斷抽絲領悟的勇氣？尤其小野老師是第二代的外省客家子弟。我檢視自己：竟然是自離開島國，才自覺省悟。殖民似的洗腦教育至今仍殘留台灣島國，依舊橫行霸道，依舊掌權獨佔了台灣的資源，這是否正常？

 

然，令人真實覺得可怕的是，這荒謬的一頁歷史尚未被翻至下一頁。這些當年「反共」的威權教育者，於今此刻，他們卻大聲嚷嚷假「拼經濟」之名，厚顏執行「矮化台灣」「親共」之實，要台灣人民繼續遺忘過去的歷史，叫人民繼續鄙夷台灣母語、台灣髒話、台灣原始的最美麗的名字？

 

這是否如畸形生長的、荒誕華麗的國共一起經營的「台灣奇蹟」？醜惡的歷史令人不堪回首，卻又不得不親手撕開傷口。因為只有撕開傷口，方能看見最真實的物事。

 

《巴黎人權廣場，三月三十日，聚集五六百人。照片作者提供。》

 

在宋澤萊老師的一篇文章裡，他提到了一九八四年的諾貝爾得主，反共詩人塞佛特(Seifert)的一首詩：

 

《最後的一首歌》

 

 

 

 

 

這首詩《最後的一首歌》牽扯著易感的心，如今，「我現在正準備單獨去找你」。回到《守護台灣》那日，異鄉人熱烈討論自己國家困難虛弱的處境，說好穿黑衣搭列車轉乘地鐵前往，彼時，我們拿著太陽花覺得熱血，卻又不知在「熱血」什麼？畢竟，早已過了血氣的少年家歲月。走出地鐵，我們遇見了一樣身著黑衣手持黃花的人們，在異鄉的我們漾出了會心的笑。說真的，在國家天光未明的時刻，心底有一種永遠抽不乾淨的悶苦，像掉入泥淖，無力屈就也無法置外。這應該是許多異鄉人共同的殤愁吧。

「我已經死了二十年了」，「我現在正準備單獨去找你」。

在與台灣人會合之前，我在聖米歇爾轉了地鐵，趕車時在車窗瞥見了孩子的笑，心想「啊！真美！」因著《太陽花運動》，人們很高興看清楚簡單的事實：真摯與虛偽，世故與純情，愛與美。有時真想大聲呼喊：「親愛的台灣人！請別再說假話，裝作聰明世故、金權至上的虛偽，一點也不必，人生短苦啊，請講講令你的孩子、下一代值得驕傲的『真心話』。」

 

當日，有許多法國教授都來為台灣國家發聲。照片作者提供。

 

因真心浮現的話語，與孩子的笑容一樣。它們像在黑暗中，靜悄悄飛翔，拍擊翅翼的蝶，蝶的鱗粉在幽黯間... 翻飛、閃耀。而思念台灣，極像思慕心所愛的人，心窩閃入一絲光芒，溫暖了心，那是無須多語的永恆幸福。恰如，台灣民主鬥士鄭南榕遺留給我們的這一句話，如此美好，如此溫暖。

 

「台灣 ─ 我們是小國小民，我們是好國好民。」

 

 

（註）請務必觀看由台灣旅法紀錄片導演陳慧齡所製作的影片，非常感謝她完整記錄了三月三十日巴黎《守護台灣》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