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盛開時，我在北京

為了抗議黑箱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啟動了台灣近代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從最開始的攻入、外場公民自發的組織，台灣的人民不斷寫下民主化歷程的新頁，我也和夥伴們不斷努力著，主持也好、協助糾察也好，希望為這場運動盡一份心。

 

但是，佔領立法院到了第二個星期，碰到半年前就計畫好的行程──赴北京大學醫學部參加兩岸醫學生論壇──在龐大的罪惡感和對夥伴的不捨下，我暫時離開了運動，並暗下決心，一定要仔細的將中國，這個我們抗拒著的巨獸之面貌，仔細記錄下來。以下就是我的心得。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最嚴重衝擊我的就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的矛盾。自小的教育就告訴我們中國是個共產社會主義國家，在讀了一些左派理論以後，我也是抱持著理解社會主義要如何實踐的好奇踏上中國，但步出機場後映入眼簾的是奢華的高樓、一整排的國際銀行總部、繁華的鬧區中有許多的酒吧和夜店，外國人穿梭其中，就物質的層次上北京和我所去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並無差別，在庶民文化層次上卻遠遠落後，仍然有人大聲嚷嚷、隨口吐痰、恣意插隊推擠。政府在有計畫的改革開放下，不斷狂飆的經濟發展，但其他層次的發展卻被遠遠的拋在後頭。

 

更另我吃驚的是與我同世代青年對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近乎迷戀的嚮往。我參訪的學校是北京大學醫學部，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醫學院，裡面的學生多是各個省份的前幾名，在辯論器官買賣的問題時，其中有個中國同學說到他認為器官應該放到自由市場買賣，甚至可以依照捐贈者的身體狀況競價，才能解決現在供需的懸殊。

 

我引用哈佛教授Michael J. Sandel 在《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書中對於器官買賣的論證回應，並提出一旦將器官買賣這種關係到基本生存人權的議題交付自由市場，必定會有分配不正義、不公平的問題，他回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你不太理解我們現在的狀況，現在的我們寧可不公平的富，也不要公平的窮。」

 

講這句話的同時，我看到的是一個享盡資源的菁英份子，對自己國家過去的貧窮封閉感到不安、甚至羞恥，在這不安全感產生的同時政府提供了改革開放這條路，有很好的前景，有「有能力就能出頭天」的美好想像，使他們一下子就跳到了左右派光譜的另一個極端。

 

我對這個現象感到好奇，也非常憂心，當進一步的和許多同學討論，大部分的同學態度都是如此，先想盡辦法讓一群人先富有起來，他們就能帶動整個國家，帶動窮人一起向上，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至於對於政府在體制中的角色，有些人非常信任國家，相信在國家的計畫與帶領之下一定能達成如此的目標，我進一步追問下去，問到既然希望有自由的市場，為什麼希望由政府帶領，而不是Adam Smith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呢？這樣的社會到底是不是資本主義呢？

 

面對這些問題，許多同學眼中開始出現尷尬與疑惑，有些人辯護著說這並不是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些人則說因為這些東西一般人根本無法理解，所以交由黨為人民決定，並且相信黨一定會為人民作最好的選擇，我們的政府好像也作過這樣的保證。

 

如此對自由市場的嚮往與政府的信任，也不難理解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在中國興盛發展的原因。商人和黨高層互相牽連壟斷市場，政府官員嚴重貪污的事件層出不窮，經濟學人雜誌有篇名為《 The New Age of Crony Capitalism》文中即指出，在習近平近幾波掃除貪污的行動中，光2012年就有182,000個政府官員因貪污受到懲處。同時因為言論的打壓和六四事件造成對政治的懼怕，導致多數人對政治不敢多作評論與批判，造成大家往往以經濟發展當作第一順位，只要錢賺多了其他事情似乎也不那麼重要。

 

我覺得中國這一代的青年接下來勢必要面對這樣的矛盾，政府控制和市場自由開放之間的衝突、經濟快速發展這華美糖衣下所犧牲的人權、社會正義等等的內在矛盾，都在我與中國同學的談話中不斷衝擊著他們的想像。

 

 

論壇中舉辦了一場醫療商業化的研討會，請了中國醫療界有名望的學者、醫師來分享，服貿協定中開放了兩岸互相投資設立民營醫院，但聽完這場講座以後讓我對這樣的開放深深地擔憂起來。

 

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醫療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從計畫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對醫療產業的結構產生了嚴重的衝擊，首當其衝的就是分層轉診系統的崩壞，因為長久對於基層醫療的不信任再加上制度的開放，所有病患湧入醫學中心（所謂的三甲醫院），造成基層醫院為了維持生存，藉由開立許多不必要的檢查和藥品賺錢，造成醫病關係緊張，仇醫傷醫事件頻傳。

 

醫療改革的過程中有幾條路線，第一是公營醫院開放民營資本投資，但政府沒有善加控管，導致院長權力獨大，在自負盈虧的壓力下，公營醫院不斷藉由擴大規模、服務的模式追求利潤。第二就是開放民營資本（或稱社會資本）經營醫院，但學者提到，資本本身就具有逐利性，而非營利產業的融資困難，政府規定此類機構不能分紅，有最高工資的限制，卻沒有適當的監管，最後同樣導致民營醫院將利益置於病人權益之上，提供過度服務等問題。

 

另外民營醫院和公營醫院有嚴重的不平等，民眾普遍對民營醫院沒有信心，政府也對民營醫院有相當的不信任，如果醫師從公立醫院離開投身民營醫院，甚至會喪失學會內的地位與公共名聲。此外隨著醫療系統的改革，全面性的醫療保險也應該同時進行，但中國一直到2009年第二次醫改後才建立起醫療保險的制度，遠遠落後醫療服務的發展，這些都是目前中國醫界面臨到的嚴峻挑戰。

 

服貿協定中的醫療開放看似兩岸平等，但政府卻忽視了兩岸民營醫院的現況和本質上的差異，中國逐利性極強的民營資本虎視眈眈，再加上對台灣醫院的投資只有董事會席次不得超過1/3的限制，沒有限制投資額的上限，可能會讓在中國難以施展的資本家們大舉湧入台灣的醫療體系，同時中國政府對於民營醫院的不信任和尚未建立完全的監督機制，再加上民營醫院所受的限制與民眾的不佳印象，台灣資本想赴中國投資醫院勢必會面臨極大的挑戰。會後我向其中一個講者問到這方面的問題，他嘆了一口氣，說到：

 

「對我們來說，台灣的醫院是寶啊，但是你們要來就會非常辛苦了。」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搖滾詩人 Jim Morrison 曾說 “Whoever controls the media, controls the mind.”  控制人民最有用的方式是控制思想，而控制思想最好的武器就是媒體，在中國待幾天下來深深感受到這句話的威力，電視台有三分之一的頻道是央視，並且每天最精華的晚上七點到七點半所有的電視台會播放央視的新聞聯播。

 

中國的同學打趣的說，新聞聯播分成三個部分，前十分鐘報導主席去了那邊參訪，中間十分鐘報導國內人民多麼快樂，最後十分鐘報導其他國家的人活的多麼痛苦。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餐廳看到了這個海峽兩岸的節目，畫面中白衫軍的所佔比例遠超過黑衫軍，台灣媒體只有引用旺報，與談台灣專家是唐湘龍，並且把所有學生說成是蔡英文的黨工。

 

這樣的資訊其實在台灣也不陌生，但是在台灣，很快就會有不同的訊息讓大家獨立判斷。在中國單一言論輸出的情況下，中國同學很容易信以為真。長期以來，在中國媒體的塑造下，他們對民進黨的印象就是「陰謀上位、台獨、很有煽動性、與大陸關係差」。

 

雖然有很明顯的意識形態和政府宣傳（Propaganda）性質，央視的權威是受中國人敬重的，因為他的權力時常凌駕於地方之上。一個中國同學就舉了雙匯集團使用瘦肉精的例子，因為該集團在當地經濟佔有重要角色，地方政府下令封口，最後由央視踢爆，另外央視播出的焦點訪談也為他們的高層領導所重視，一旦有官員被該節目訪談或報導一些失職的新聞，馬上就會受到審查。

 

因此即使翻牆很方便，許多學生不太會再去接觸更多不同的資訊。當時我翻牆後在台灣的媒體上看到廣州茂名PX設廠的抗議事件，我就試探性的問了周遭所有同學，幾乎沒有人知道，直到將近一週後各個論壇上才有人零星開始討論和流出消息。

 

近幾年隨著改革開放不斷的進行，中國的言論審查和思想控制似乎有漸漸的在鬆綁，原本公式化的新聞聯播開始會出現搞笑、甚至揶揄的橋段，百度等論壇上也時常會出現一些較為敏感的言論，也許這是好事，但十分危險，因為政府隨時可以收回言論和思想的自由（茉莉花革命時中國政府即嚴格審查），但人民的啟蒙是不可逆的，如此的矛盾不斷擴大，如沒有謹慎處理很有可能會釀成衝突。

 

 

延續著言論和思想的壟斷，對統獨議題論述的同質性也相當高，他們是以大中華文化圈的角度去思考，既然我們的文化、文字如此相關，地域上又相當靠近，理應是同樣的國家，而且在共產黨的宣傳下，他們對台灣有莫名的親切與感情，台灣的商品在當地也被稱為「國貨」，在思想和感情上他們很自然的覺得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論述之中其實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台灣不只是大陸文化的延伸，更與海洋文化互相交融，另外日本的統治也對台灣的民族性有了根本的影響，經過這樣文化、歷史的薰陶後，我覺得兩岸已經是不一樣的民族，但對他們來說，中國文化是兼容並蓄的，我們提出如此的差異對他們而言，頂多就是省份的差別。

 

中國同學也提出了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差距，他們是以一個集合中的異質看待這樣的文化差異，甚至連新疆和西藏亦然。我問他新疆和西藏文化、語言上都跟中國不一樣，為什麼還不讓他們獨立？有人回答說基本上新疆和西藏文化已經被漢文化所同化，而且中國人也很願意接受如此的差異，像北京的新疆菜就十分的受到歡迎，我對這樣文化高位的思考感到不太舒服，但多少可以理解他們推理的邏輯。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年輕一輩的中國人並不避諱和台灣人談統獨議題，但他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就連政府政策的走向和重心，越來越多偏向國內制度、經濟的發展與改革，兩岸只要關係只要沒有太大的變動，他們基本上不太關注，甚至覺得統獨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這一點我就發現兩岸學生對這個問題認知上的差距，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區域、省份的整合，對我們來說卻牽扯到國家的未來。

 

 

在北京的八天中，我不斷的在思考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面對這樣的中國，同時又要面對台灣內部的紛亂與動盪不安，到底應該如何自處？比起中國的菁英我們真的比較沒有國際觀、比較沒有競爭力嗎？中國的醫學生經過比我們更加嚴苛好幾倍的試驗脫穎而出，真的非常優秀，從思考的邏輯、台風、口條都在我們之上。但正因為如此激烈的競爭，他們比較不敢去挑戰或質疑這個體制。畢竟

 

反抗的成本和風險遠遠超過待在這個能佔盡資源的體制內，但創意的產生與激發正是源自於對傳統的懷疑甚至反叛，如果要比體制內或是家長老師們所認定的那種競爭力，或要比「有禮貌」，我們也許會輸，但可以從這次學運中看到，台灣年輕一代所展現的，不管是靈活的資訊運用能力、即時的創意發想、思考質疑甚至衝撞體制的能力和勇氣、目標明確下縝密的團隊合作分工，我相信是許多中國菁英所不能及的。

 

雖說如此，我們仍要小心這樣的反骨不能無限上綱，必須花更多時間思考這樣靈活的動力如何回頭改變僵化的體制。另外很多人寫文章指出台灣學生的國際觀不及中國學生，我並不完全認同，單就資訊的取得管道，許多國際知名的媒體，如CNN、BBC、紐約時報等等在中國境內都看不到，要取得國際資訊幾乎只能透過央視或是官方媒體，在這樣單一扁平的資訊中要培養出健全的國際觀，我覺得是十分困難。

 

如果不知道茉莉花革命，怎麼能思考中東新一波民族自決的浪潮？如果不知道烏克蘭的衝突，怎麼能了解蘇聯解體後俄國和美國、歐盟之間的關係？但反觀台灣，雖然我們擁有自由的言論環境，可以獲取多樣的資訊，能從中養成良好的國際視野，現在的學生卻鮮少善加利用這麼好的資源，站在國際的角度思考台灣的定位和未來，成日耽溺於神魔之塔、雷神巧克力等小確幸，有人說不和中國自由貿易會鎖國，對我而言這才是真正的鎖國。

 

在對具有如此威脅性的中國迅速崛起時，我們應該拋下那些粉紅色的耽溺，很認真的去了解、分析他們的優勢和內在可能的矛盾，同時認知到自己的侷限和機會，並善加利用。如果用與中國相應的思維模式去競爭，我們絕對慘敗，因此我們該思考的並不是如何在他們訂定的遊戲規則中獲勝，而是思考如何發展出符合台灣特質的競爭發展模式，開創出自己獨有的價值，才能與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