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副研究員。
Sic ludit in humanis divina Potentia rebus
（人間之事每為造物所玩弄）
——拉丁諺語，引自揆一，《被遺誤的臺灣》（1675）
夾縫之中的命運如何解讀？有無出路？能否救贖？比方說，有沒有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為我們在帝國爭霸的惡海中指引航路？有沒有一冊《歷史哲學講義》為我們記憶被強者抹除的過去，許諾被理性否定的未來？有沒有一本《les damnés de la terre》為我們修補被損害的尊嚴，尋回站立的力量？有沒有一首〈復活節，1916〉將我們反覆徒勞的憤怒凝結成美麗的，同義反覆的音節？又比方說，有沒有一部《這個人類的大地》為我們見證失而復得的，屬於我們的自由？
懷抱著對啟示的渴望，我們打開《婆娑之島》書頁，觀看一則關於夾縫中命運的預言與寓言。關於這本書，你可以將之閱讀為一則命運的預言，它的基調是悲劇的，目的論的，揭示了一次漫長而必然的衰亡。或者你也可以將之閱讀為一則意志與自由的寓言，它的基調是道德劇的，偶然、機遇而不可知的，隱藏的是一場發生在歷史隙縫之中，朝向自由的劇烈鬥爭。
假如你具有悲觀憂鬱的氣質，喜愛閱讀破滅與悲劇性的預言，那麼你應該從時間順流而下，以書中女性角色為主線，追索他們形象的變化。女性是福爾摩沙的隱喻，而兩個女主角，象徵兩個時代的島嶼：充滿野性、主動追求愛情的17世紀西拉雅族女人娜娜形象鮮明、主體性強烈，而纖弱從順、充當帝國官僚情婦的當代「白浪」女外交官羅洛萊（Lorelei）則形象模糊，不見絲毫主體性。
在這條主線的閱讀之中，象徵帝國的男性角色則經歷了相反的演化軌跡，從揆一長官婦人之仁般的，荏弱的人道主義轉換為國務院高官那種陽剛的，家父長的，由上而下的（condescending）愛情（或者同情？）。從娜娜到羅洛萊，從揆一到國務院高官，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福爾摩沙主體性的萎縮消亡，以及帝國主義的興起。
假如你是卡謬式的存在主義者，渴望在歷史隙縫中尋找行動的可能，那麼你應該遵循盧梭政治寓言的精神，將歷史理解為一個人類退步、墮落的過程，於是你會發現從揆一到國務院高官的演化—從寬容、謙遜、啟蒙的人道主義轉變為狹隘、傲慢、自己為是的大國中心主義—象徵著一次不折不扣的「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過程。
另一方面，兩個女性角色的變化如今則未必意味著退化—相反的，它強烈地暗示著進化、重生與逃逸的可能性。羅洛萊的模糊面貌，如今不再是主體性的萎縮，而變成了一種空白主體的表徵，而這意味著可能與希望。面貌模糊、纖弱柔順的羅洛萊於是可以是一種偽裝，一次源於帝國傲慢（hubris）的誤解，以及弱者操縱強者的逆襲策略。
然後我們會忍不住想像，年輕纖弱的羅洛萊，其實是心思複雜、面貌清晰的海妖賽蓮（Siren），她體內或許還殘存些許娜娜的原始野性與熱情，然而帝國夾縫的命運迫使她成長，變身為一個飽經世故的生存者。從娜娜到羅洛萊，是一個高貴的野蠻人獲得心智的sophistication，變得精神強韌的演化過程。在這個寓言之中，帝國因傲慢而衰頹，弱者則因智慧與行動而獲得自由。
可以這樣讀嗎？當然可以，因為作者已經消亡，這是讀者主權的年代。然而寓言式的閱讀確實為《婆娑之島》的文本帶來了一種困難的反饋—一個敘事的挑戰：羅洛萊的空白，終究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要讓她變身為賽蓮，我們還需要行動—小說之中的行動（action in fiction），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另一段敘事，另一段文本，從那看似安靜柔順的羅洛萊的主體觀點，敘述她眼中愚蠢傲慢的男性／帝國，她的周旋應對，她複雜纖細的心思，以及複雜纖細心思底下，她對祖先娜娜的記憶，有關對生命與自由的愛戀。
讓我們以薛西弗斯的心情閱讀這冊命運之書罷。然後我們同時會想像，會等待，等待小說家平路的行動，為我們書寫一段最終的文本，在那裡，羅洛萊變成賽蓮，而福爾摩沙終於現身。（2012/8/22，南港四分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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