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想想】我看台語片：台灣史觀•英雄對峙

最近馬政府接連發生「歷史」事件，像是高調紀念「開羅宣言」70週年，說是確立了台灣屬於「中華民國」，要來反制台灣地位未定論，然而其實「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更不確定、茫茫渺渺，確定的只是幫「中華人民共和國」幫腔而已。

還有教育部行文學校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目前我國首都應為南京，惟中央政府所在地為台北」，明白揭露首都和中央政府分隔兩地的現實，一舉坐實流亡政府的本質，「中華民國」走入歷史，可謂淋漓盡致。

其實，冷凍了幾十年、然後幾乎被增修條文全面取代的「中華民國憲法」，並無首都相關條文，倒是已廢止的第31條提到了「中央政府」：「國民大會之開會地點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想必老賊幽靈都已飄回幽靈首都南京開會了。

記得從小唸欽定中國近代史，1928到1949年中國國民黨執政的南京政權才是赫赫正統（所以兒少每一篇作文結論幾乎都是把國旗插在南京總統府，幼小純蠢的心靈真是把南京當首都），1912到1928年俗稱北洋政府的北京政權，則彷彿野史一般，總歸就是軍閥亂政，國政荒誕，一無是處，直到中國國民黨定都南京，才有日本大舉入侵之前的夢幻「黃金十年」（當今馬政府的本黨牙慧）。

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日本率先於隔年與蔣朝斷交，這是否惱怒了蔣朝，令黨營中影拍了一系列「抗日片」？1970年代的《英烈千秋》、《梅花》、《八百壯士》、《筧橋英烈傳》等片，許多小學生的校外教學活動，造就了年少輕狂熱血滔滔的壯烈情懷（和當今最質純的壯年藍系族群）。

中國黨長期塑造的「抗日」史觀，形成固著的台灣歷史詮釋模型，對於電影作品而言，這是李安日前擔任金馬獎評審團批評台灣電影「劇情推演、結構和對白薄弱」之外，另一種有關台灣史觀的根本問題。

以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為例，魏導於入圍威尼斯影展競賽影片的介紹文字表示，「霧社事件」一般的看法是台灣原住民起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這雖沒錯，但其核心價值在於起而護衛一種原則，「透過賽德克的信仰，我想重新檢視霧社事件，同時也想在對立雙方之間尋求某種和解，探討人性尊嚴和自我完成等比較大的議題。」

顯然魏導拍的不是蔣朝中影製作的傳統「愛國」抗日片，竟然想在日本殖民者和在地被殖民者之間尋求「和解」，就有中國影評人老大不高興，說是「偽史詩片」。

《賽德克‧巴萊》史觀立論的核心，在於莫那魯道的「英雄」角色命題，以及原住民族各部落之間的歷史情結，和日本殖民者互動關係無法單純視為親日或抗日的歷史圖像。

遊走於商業片和藝術片種之間的《賽德克‧巴萊》不易定位，舉著原住民族「驕傲」大旗的宣傳氣勢，走進電影院會發現並不是那麼形而上的精神展演，反而充滿了許許多多形而下的山林與生活細節，一再呼喚觀眾耐心的注意力。 

可以確定的是，本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台灣在地歷史與戰鬥作品。從歷史詮釋來看，霧社事件傳統定位是原住民抗日，這是也擁有「抗日」印記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塑造其國族神話的一部分，而魏德聖導演即意在重新檢視霧社事件，把事件彰顯為文化與信仰的衝突。

這些抽象概念的呈現，在《賽德克‧巴萊》裡藉助於一個具體的三角架構，也就是「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日本—賽德克族道澤群」之間互為攻伐的關係，賽德克族的德克達雅群各社也非一致抗日，態度積極的就形成以莫那魯道為核心的團隊，一方面對抗異族日軍，一方面和以鐵木瓦歷斯為核心的道澤群團隊形成對峙，族人之間和異族之間的對立同樣熾烈，同樣燃燒於太紅的山櫻樹林間。

莫那魯道要向日本人索討民族尊嚴，同時也面臨其他族人向其索討生存尊嚴；莫那魯道和鐵木瓦歷斯之間的英雄對峙，成為魏導擺脫傳統「原住民抗日」模型的歷史敘述的一個關鍵支點。

《賽德克‧巴萊》最好的部分，除了莫那魯道的英勇身形，除了片中許多閃亮的智慧話語，將是把台灣人從長久禁錮僵滯的歷史觀帶領出來，讓台灣人發覺，榮耀的英雄史詩並不是只在簡單的二元對立裡。 

片中有個場景，日本小孩眼見賽德族人間互爭獵場，說「什麼你的我的，還不都是我們日本人的。」如此天真驕傲的語調，導引出多少矛盾糾結的心腸，和英雄競逐的山林血淚。

跳脫外來黨國政權的強制挪用與詮釋，展現在地力量鋪陳的，台灣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