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平實中的深度

導演李安批評台灣電影「氣虛」，「推演、結構和對白薄弱」的說法，引起很多討論。我想起這幾年看過的國片，確實也有李安批評的問題。我很愛舉的例子是前幾年的賀歲片「雞排英雄」談都市更新的部分，只要對都市更新或政治稍有涉獵之人，便可知劇本寫的荒腔走板，議會的運作有其規則，單一議員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也不會在表決前突然可以喊聲「停」，然後上台演講。

這種以錯誤的常識敘述政治的情況，在台灣電影，或者八點檔鄉土劇中經常出現，比如一定會有一個很壞的議長。甚且，即便是出色的資深導演，也難免陷入這種想當然爾的情境，比如王小棣的「波麗士大人」中那個無惡不作的議員助理，也是類似的敘說。但熟悉地方政治的人都知道，縣市議員的權力遠沒有這些影劇中敘說的大，助理更不用說，除了排解車禍糾紛，其實他們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極其微弱，而且在炎熱的南國氣候下，根本沒有人在穿西裝。

我並非批評這些導演不能點出政治的dirty work面向，而是想說，這種dirty work的運作遠較他們常識性的「想當然爾」更為細緻複雜、更生活化、更不具戲劇張力。要把一件都更利益分配的故事描寫好，導演和編劇需要花更多時間去理解都更公司的利益考量、議員的權限，與議會的運作邏輯，才能把故事寫的更貼近真實。所謂「推演、結構和對白薄弱」所批評，應該是針對這種過度誇張化的情節以及其所帶來的不真實而來。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台灣小說中，這幾年來很受好評的小說，大多數是充滿模仿外國書寫技巧、花俏的情節安排，或者意識流的作品。這些作品因為不易閱讀，經常叫好不叫座。一位曾擔任出版社編輯的朋友告訴我，本土小說現在越厚越難賣，但翻譯小說卻剛好相反，越厚賣得越好。比如我很喜歡的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作品《自由》，他平鋪直敘的以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描述了二十多年來美國政治逐步往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發展的變化。沒有高潮迭起的劇情，也沒有花俏的寫作技巧，但無論是推演、結構或者對白，都顯得無懈可擊，讀者讀完會有一種隨著時間遞移，「原來他們（我們也是）都沒想到自己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同時感（simultaneity）。

我一直都認為這種被閱聽者感受到的「同時感」，是藝術創作的重要基礎，而這樣的故事，常常不需要透過大歷史的敘述就可以找到。比如最近有關同志婚姻的議題，有位反同律師說出「不是親生就不會愛」的說法，引起軒然大波。前陣子上映的日本電影「我的意外爸爸」（そしてちちになろ）中，就點出過這個問題。養了六年的孩子居然不是親生的，作為父母，到底要把孩子從抱錯的那邊換回來，還是要和相處六年的別人的孩子繼續生活下去？真的不是親生就不會愛嗎？真正的愛是轟轟烈烈的命中注定我愛你，還是相處之後漸漸培養出的細水長流感情？

又比如另一部日本電影「東京家族」，呈現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與生活方式的城鄉差距，真正的親人有時反而比認知中的「外人」要來的疏離。這些都是生活中細瑣的篇章，也是我們生活中可能遇見、或者想像過會遇見的場景。有能力把這樣小小的故事平鋪直敘的說好，反而更突顯導演對於日常生活掌握程度的功力。

我舉的幾個例子，都不是像史詩那種規模宏大的電影或小說。這些例子都只是要表明，要講好一個故事，需要的並不是史詩般的篇章，而是對於日常生活的掌握程度。社會終究是集體生活的產物，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必然會有相似的生命經驗。所謂「推演、結構和對白的薄弱」，就在於創作者無法掌握這種社會共同的生命經驗，於是有著太誇張的劇情、重複著一些大家都知道但不一定是真的的陳腔濫調。深度彰顯的最困難之處，其實在平實之中；就像蛋炒飯要炒的好吃，才能彰顯主廚的功力一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