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想想】我看台語片：台灣次文化「台客」風（上）

「侯孝賢的電影裡曾經有過一種台灣的節奏感，但是那已經過去了。在侯孝賢之後，台灣特有的節奏感會是什麼？莽撞也好，優雅也好，我一定要找到。」

這段話來自現已停刊的《誠品好讀》2005年7月號歌手伍佰採訪文，標題是〈伍佰：我是台客盟主，不要把招牌搞砸！〉，全文以第一人稱呈現，高舉「認識自己」、「承認自己」、「相信自己」大原則，誓言「創造自己的味道」，「不要停止向自己挖掘」，形同一篇台灣文化宣言。

發表這篇宣言的背景，是當年舉行首屆「台客搖滾」演唱會，主辦單位是1990年代初啟動「新台語歌」浪潮的製作人和創作/表演者，擔任演唱會製作人的伍佰，除了早期的老台語歌翻唱和《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1992）等華台語合輯作品外，兩張全台語專輯《樹枝孤鳥》（1998）和《雙面人》（2005）詞曲出眾，氣勢不凡，允為新台語歌代表人物。

《樹枝孤鳥》這張暢銷專輯，馬世芳在2009年台北誠品20周年「華語流行音樂史」系列講座，描述為「台語搖滾」的一場「華麗的總驗收」和「最後的高潮」；這場談「台語搖滾」與「新母語歌謠」族譜的演講標題〈阮聽見台灣的心卜卜跳〉，借用自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發行的台語專輯《抓狂歌》的著名文案。

〈阮聽見台灣的心卜卜跳〉，同樣是一篇台灣文化宣言，從台語歌曲「重生或沉淪」、「轉型與提昇」的期許，連結到「台語文化自覺意識的甦醒」和「台語文化再造」的高調宣示，直指《抓狂歌》的台語歌不只「為台灣歌謠開闢了一條全新而宏觀的出路」，也唱出「台灣與你的血脈關係」。

《抓狂歌》是新台語歌運動的響亮先聲，而在專輯發行的同一年，一樣是新字輩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則發出了「最後的一聲悲鳴」，新電影核心人物小野當年以此用語，形容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挾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光環在低迷的台片市場創下破億票房。

1989年，成為台灣文化史上頗具象徵意義的運動樞紐年。在這一年，小野所說新電影「把台灣人的情感轉向對台灣本身的身世、歷史和文化的注視」的使命，交接給了新興的新台語歌運動。

就其語言文化傳承來看，新台語歌運動暖身期可上溯1982年吹響台語歌再起號角的蔡振南創作、沈文程演唱的《心事誰人知》，同一年上映的楊德昌參與導演的《光陰的故事》，以及隔年侯孝賢參與導演的《兒子的大玩偶》等作品，則是新電影開山之作。台灣長達38年的政治/文化戒嚴末期，電影界和流行歌壇都在預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當時，侯孝賢開始在電影裡打造伍佰所說「台灣的節奏感」，《童年往事》（1985）和《戀戀風塵》（1986）等片的田園山水，形成一派鮮明外顯的台灣意象。

而另一派較內斂沉潛的都會型台灣電影風格，則由同時期的楊德昌導演同步建立，帶有反思中國文化的批判色彩，相較之下，侯導作品反而像是中國文化主流下的「鄉野傳奇」，上承1960年代鄉土化的「健康寫實」電影。

在此可以為新電影運動做個小結：其1989年的「悲情」終點，嚴格來講只是其中的刻板鄉土路線無以為繼，另一支線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反思，則轉進新台語歌運動持續發酵，同一年的《抓狂歌》新台語歌所宣示的以「嶄新開闊的手法詮釋」，「呈現敏感和現實批判的話題」，正是延續新電影的形式和語言精神。

新台語歌高舉的台灣文化意識，以及不避諱政治與社會議題的頭腦與態度，正是伍佰提問的台灣特有節奏所在，這不只要問「侯孝賢之後」，也要問「侯孝賢之外」的台灣文化性格是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當年台灣各地戲院已經給了一個答案，2005上映的記錄片《無米樂》，上承1960年代台語片，所開啟的「新台語片」風潮，在「健康寫實」電影傳統之外，創造了另一種台灣的節奏。

新電影詮釋台灣人情感與身世的未竟志業，在新台語歌以及接續的「台客」音樂之後，正由新台語片以另一個運動的形式與能量予以承接與發揚。

至於從「新台語歌」到「台客音樂」，從「台語搖滾」到「台客搖滾」，從1989年《抓狂歌》的新台語歌宣言，到1998年台語搖滾「最後的高潮」，再到2005年的台客宣言，從一種台灣主體文化精神，演變為一種台灣次文化表現，其中關乎台北文藝界與中國文化派的掠奪與挪用效應，（就像馬世芳所說的母語文化「被政客與媒體庸俗化」，但並非馬所暗指的本土陣營政治正確化效應），那就另文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