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線想想】百年小鎮的故事（上）

在彰化做社區營造的時候，有時候會聽到地方鄉親說：「我們這裡就是鄉下地方，沒什麼特色，發展不起來。」

因為長期城鄉發展不均，加上一些媒體傳播的歧視言論（例如「某某地區又老又窮」等等），所以地方鄉親都有一種原生的自卑感，認為城市就是比鄉下「高級」。但這就是地方創生第一步要去進行的——找出地方原創的、有趣的人事物產及天然環境，變造成可以交換的產品，進一步再將這些故事工廠串連起來變成產業鍊。

找到實際會有效益的事情，例如主動創造營收，鄉親有了成就感，地方認同感就會慢慢提升，未來會更有動力一起做事情。接下來，推動各種公共事務也會變得比較有共識。在這藍圖之下，地方需要大量的田野調查當作基礎。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在地的文史背景去尋找線索。

我們以彰化縣西南角的二林地區三鄉鎮為案例，來探討地方有些值得推廣的無形及有些的資產：

二林區是以二林鎮為核心，加上芳苑鄉及大城鄉等三鄉鎮結合的生活圈。從舊濁水溪流域（今天的東螺溪）以南、莿仔埤圳的下游地段，到濁水溪的出海口（原本國光石化的預定地）。

二林生活圈共同的特色，就跟這樣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由於濁水溪溪水混濁且急促的特性，水源供應相對不豐沛，所以沒辦法像中下游地區一樣偏重稻作，但因為土壤肥沃的關係，所以很適合栽植需水量不大的作物。過去，二林鎮甘蔗產業非常興盛，直到1980年代糖廠沒落下，接著又發展出葡萄相關產業，近幾年火龍果則是強勢登場，後續若推動水果加工，加上觀光及行銷等產業，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海口地區的芳苑跟大城，也有養蚵以及溼地觀光等產業，例如著名的王功蚵寮。如果能將這些特產結合起來，讓在地新鮮食材、文史踏查加上生態旅遊，其實應該很有形成產業鍊的潛力。

在風土人文方面，二林地區，過去也曾經有過轟轟烈烈歷史及人物，幾乎可說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縮影。我們先來介紹二林最有轟動的「二林蔗農事件」：

今年10月22日是「二林蔗農事件」的93週年紀念，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起具有現代意義的農民抗爭事件（註一）。關於二林事件的種種，前一陣子有位日本京都大學的博士生都留俊太郎來台灣進行田野調查，跟青年朋友一起研究二林事件領導人物之一的劉崧甫日記，可參考他們合作書寫的二林事件相關文章。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認為台灣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溫熱的氣候，農業生產效率及多樣性比內地高很多。特別是一年最多可以三獲的稻米、還有一年一獲（日本四國的甘蔗是兩年一獲）、作為工業原料的甘蔗。

甘蔗採收之後，送進糖廠輾製成砂糖，日本財團再將砂糖出口到內地，製作成各式的民生產品。例如有名的明治、森永及固力果等等百年企業，當時就是用這些便宜的砂糖，生產巧克力等甜點，才逐步起家的。

所以，日本總督府結合財團，在台灣中南部興建新式的製糖工廠，淘汰掉過去用牛來製糖的舊式糖廍。而在彰化地區，財團也沿著舊濁水溪在二林、溪湖及溪州等地，蓋起了大型的製糖工廠。1909年，林本源公司在溪州創辦「林本源製糖會社」，總公司蓋在今天溪州森林公園的地方，「原料採集區」範圍一直到延伸到下游的二林地區。

什麼是「原料採集區」呢？就是總督府規定，這個區域裡面的農民，只能將採收後的甘蔗賣給區域內的糖廠，簡單說就是劃定糖廠的壟斷收購區。一旦農民被迫交貨給特定糖廠，無法轉賣也無法比價，就只能任由會社宰割了。

當時製糖會社壓榨農民的方式，非常兇狠。除了強制徵收土地之外，還會在作物秤重上偷斤減兩，甚至是任意修改收購價格，導致蔗農苦不堪言。如果有想要轉作蓬萊米的農民，總督府還會設法用限水、限電（限制抽水馬達）等措施，防止農民改種稻米。總之時候種植甘蔗的農民是十分痛苦的，台灣早期有一句話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就是用來表達這種憤怒又無奈的心情。

描述當時氣氛的文學作品，可以看楊逵的〈送報伕〉及賴和的〈豐作〉這兩篇小說。把當時台灣人被體制壓榨的情境描述得非常生動。

當時，同為台灣人投資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不但對地方農民沒有憐憫之情，收購價更比相鄰的明治製糖會社更低。當地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例如李應章（醫生）、劉崧甫（地方仕紳）等人，接受了許多現代思想，開始參與台灣文化協會，並且在各地舉辦演講會，希望能啟蒙本地的鄉親，鼓勵他們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自1923年開始，李應章、詹益侯及劉崧甫等幾名仕紳，開始在二林地區進行演講，宣傳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等理念。李應章還自行填詞，教導不識字的農民用七字調唱〈甘蔗歌〉：

種作甘蔗無快活，
風颱大水驚到大。
燒沙炎日也著行，
一點蔗汁一點汗。
（第一段節錄）

兩年後，1925年，農民跟這些知識份子聚集在二林信仰中心「仁和宮」前，商討並創立了台灣第一個現代性農民組織「二林蔗農組合」。

成立之後，蔗農組合的成員們，一起集結在溪州的林本源會社總公司陳情，他們提出了幾點訴求，包括「收購價格公開透明、過磅的時候應該要有農民代表監督」等等。以現在的眼光，這些都是很基本的條件，但會社竟然不願回應，讓組合成員吃了閉門羹。

1925年的秋天，正好是甘蔗採收的季節，農民因為不滿會社的欺壓，所以約定好集體罷工，不下田採收甘蔗。沒想到10月22日一大早，路上厝這個庄頭，傳來「會社帶警察和工人來強制採收了！」的消息。農民們非常不滿，召集人手一起到蔗田去阻止會社採收，沒想到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暴力衝突。後來日本警察帶走了一百多位農民，包括李應章醫生等人，也都被帶到警察局去了。

警方帶了48人到台中刑務所拘留，接著檢察官並以「妨礙公務罪」及「騷擾罪」等罪名起訴了39人。

這下子整個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及日本內地一時輿論嘩然。日本勞動總同盟的政治部長——麻生久及人權律師布施辰治還特地搭船來台灣協助訴訟，訴訟過程中，從起訴理由到法庭言詞辯論，都有媒體詳細報導。

經過半年多的羈押與審判（期間還遭到警察毆打羞辱），李應章等名被告於1926年被判有罪，刑期從一年多到半年不等。

在過去不講人權的年代，坐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這些政治犯都被禁止與家人通信，還必須在獄中做苦役。在威權時代，不僅服刑的人痛苦，家屬的壓力也非常大。

劉崧甫先生藉由書寫日記抒發內心的感受，今日他的日記已經由後代家屬提供給學者研究，都留俊太郎跟青年朋友有開日記讀書會，並把研究心得放在網路上供大家參考（見前網址連結）。

李應章跟劉崧甫等人，在獄中飽受折磨，但更糟糕的是，出獄之後，迎接他們的是一連串家裡的噩耗——李應章回到家後，發現家裡因為火災而被燒光，父親又在他坐牢期間去世。然而沒有人敢跟他說，所以李應章來不及見父親最後一面，只能到靈位前叩頭上香。

劉崧甫更是悲傷，由於獄中無法與家人通信，所以他對家裡的狀況一無所知。他剛抵達家門，就看見中庭佈置靈堂，眾親友披麻帶孝，哭成一團。一問之下，才知道這是三弟的靈堂，而父親不久前也逝世了，棺柩都還停在大廳裡。他的悲傷，自然難以言喻。

不過，二林事件喚醒了全台灣農民的反抗意識，眾人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前仆後繼地進行組織與鬥爭。過不久，高雄的簡吉（國小老師），組織了「鳳山農民組合」，接著又組成了全島的「台灣農民組合」，全盛時期，農民會員高達兩萬多人，以今日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可觀的數字。

但時至今日，台灣社會淡忘了這場重要的農民抗爭事件，就連二林鎮本身也不太重視。目前二林事件現場只立了一個簡易的紀念碑，而二林國小裡面的二林事件紀念館較少對外開放，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

如何繼續挖掘地方的老故事，繼續繼承前輩的精神，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文化產業，有待大家一起努力。

（註一）所謂現代意義的抗爭，就是知識份子跟農民合作，透過有計畫的組織、教育、宣傳及「不服從運動」，後續還有法庭的抗辯及入獄行動等等，是在「國家體系內」對抗財團與威權政府的抗爭形式。與日本統治初期，類似竹山事件那樣「竹竿裝菜刀」的農民反抗是不同的。

百年小鎮的故事（中）

百年小鎮的故事（下）